文/李静澄

    我的三婶娘鱼建国，1911年出生于陕北绥德乡下贫苦人家。17岁嫁给我的三叔父李万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包办婚姻。但他们在一起生活和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大家都称他们是模范夫妻。

    陕北贫穷，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中国共产党陕北特委向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教育，组织群众斗争，加强绥德等县党组织的建立。在革命的浪潮中，我的三叔父于193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我的三婶娘于1935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做地下工作，宣传革命形势。伪联保经常派兵到村子里抓共产党，高喊：“抓罗武（三叔父的暗号），杀掉他的儿女！”三婶娘不恐惧，很坚强，领着我们全家老小到山沟或山窑中躲藏，还要坚持斗争。由于长时间在村外生活，喝不上水，冷冻生病，眼睁睁看着她的女儿病死在山洞中（死时已七岁），还不敢哭一声。我三婶娘当时还怀着小孩，挺着大肚子到外村躲藏，在白匪的追杀下，生下了二儿子，剪断脐带还流着血，又开始跑，跑了两个村子，才在亲戚家中躲藏下来。那段最艰苦的年代，使她落下了一身病。

    1935年冬，党中央和红军到达陕北，我的家乡1936年春也“红了”，建立了村苏维埃政府，绥德县政府就设在我们村，三婶娘任县和村的妇女会长、女犯人工厂的厂长。她积极投身到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妇女放脚（缠的小脚放大）的活动中。刘志丹将军率红28军东征，有些红军从我们村东渡黄河，三婶娘号召全村老少，敲锣打鼓、吹唢呐欢送。红28军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负伤的红军送到我们村，三婶娘发动全村男女，把负伤的红军接到自己家中护理。

    1939年冬，潜逃的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又潜回绥德，恢复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枣林坪成立伪联保，经常派兵到我村打劫。我村的党员，有的参加了红军，有的被组织派到了别的地方工作，三婶娘仍留在村中，带着小孩，又开始东躲西藏了。有次伪联保又派兵到我村抓三叔父和三婶娘，将我三爷爷吊在门上打，高呼：交出儿子、媳妇来。同时把我四爷爷的一条腿打断，还抓到伪联保扣押。1940年秋共产党收复了绥德等县，我三叔父和三婶娘到绥德县政府工作，绥德成立了子弟学校，我三婶娘带着自己的孩子在学校当保姆。就在这个时候，日本特务李华南毒死了他的小女儿（42年整风时坦白交代的）。三婶娘意志坚定，不怕苦，不怕牺牲自己的利益，为革命失去了两个孩子，仍然奋斗在革命战斗中。

    我的三婶娘是农村妇女，没有文化，参加革命后，亲身感到没文化干什么都困难，她下决心学文化，经过长时间的努力，认识了好多字，能写、能看文件，1944年到西北局工作，先任收发，后任秘书科副科长、科长。西北局撤销，送她到西北党校习政治和文化，经过刻苦的努力，学到了知识，提高了政治和文化水平。

    1956年，组织部门认为她是老革命，政治觉悟高，工作认真负责、能干，有一定魄力，又有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分配她到西安市第二保育院任院长、党支部书记，独当一面工作。市第二保育院，是培养儿童的乐园，接收三岁到入学的小朋友，是全托的幼儿园，能容纳二百多孩子，职工和孩子吃住在一起，全方位的做好保育事业工作。工作取得了成绩，收到了上级领导和家长的表彰。1960年她代表市第二保育院出席区、市、省和全国的文教群英会，并授予她为“全国模范”称号。职工和家长都很尊敬她，亲切的称她为鱼大姐，小朋友叫她鱼妈妈。她在第二保育院工作了十几年，一直到退休。

    三婶娘人缘好，对人热情、诚恳，与人为善，尊敬他人。婆媳相处和睦，全家三代生活温馨。她乐于之人，在群众中很有威信，同志、朋友常来串门，叙家常，说烦心事，她总是耐心倾听，经常还请人家吃便饭。陕北来西安办事的乡亲们，经济不宽裕的，她总是垫上路费，并接济些现金。

    三婶娘对本家兄长、弟、妹和侄儿、侄女都很友爱，那家有难解的家事，她都帮助调解，缓和矛盾，诚心积极构建和谐家庭。1951年，西北军区决定我爱人和我进军西藏，编入18军独立支队。支队决定，一律不带孩子进藏，留在内地。我们已有一双儿女，儿子两岁多，女儿刚满月，无法安置。支队限我一个月内完成安置任务速返部队。儿女放在谁的家中呢？谁又会收留他们呢？三婶娘主动承揽收留了我的儿女，儿子送到西北保育院全托，节假日她接送，女儿留在家，亲自抚育。1958年7月，我们夫妇调回西安工作，见到了孩子，他们都长大了，身体很健壮，都上了小学。三婶娘富裕革命后代的功绩，对我们全家的恩情，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三婶娘离开我们三十三年了，我们仍然很怀念她。她尽职尽责、勤勤恳恳地工作，她热诚友爱、堂堂正正做人，和她一起工作、生活、学习过的人，都对她充满感激和赞扬，说她是个优秀的人，优秀的共产党员，是大家学习的榜样

李静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