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81岁，少年时当过羊倌，青年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壮年时是建设边疆西藏干部，晚年又回内地——山东省昌乐县当了副县长，最后从县人大副主任岗位上离休。我这一生是艰苦奋斗的一生，也是十分光荣的一生。
党救了水火之中的羊倌
1930年11月，我出生于山东省昌乐县金山脚下的刘家漳河村。因家境十分贫穷，我不仅不能上学，而且从8岁起就开始干农活，拾柴禾、拔野菜，还放着3只老绵羊。我10岁时，羊群发展到5只，我从早到晚一直在金山南坡放羊。为了让羊多吃草，我中午不回家，饿了吃口冷煎饼,渴了喝口山泉水，我成了全村有名的小羊倌。
1943年春，在我村南8里驻扎的日军向我村要民夫，每户1人。年仅13岁的我，为了让父亲下地干农活，由我去日军据点高崖村“顶号出夫”修工事。我拿一张小铁锨，紧紧跟在三叔身后。我与大人一样，站在壕沟里一锨一锨地向上扬土。日本鬼子见我年纪虽小，但干得满脸是汗，非常出力，就在我面前伸出大拇指，笑嘻嘻地说：“小孩子！你的好。”但我心里知道，我是怕他们的洋狗咬我，我才卖力干的。在我上工地的5天里，就亲眼看到两起惊心动魄的“要命事”。有一个民夫刚直起腰擦擦脸上的汗水，一个监工的日军用手一指，他们喂养的一只大狼狗立即扑上去，一口咬下那民工脸上的一块肉，鲜血顺脸流下。有一个汉奸、伪军兵随即喊道：“大伙看看，谁偷懒谁就是这个样子。”有一个小伙子走到工事旁一棵槐树下，被两个汉奸拦住，问他到哪里去？他说到汶河南走姥姥家。当时高崖村边、汶河南岸是共产党、八路军的活动区。两个汉奸向日军汇报后，他们一不看人，二不问话，立即命令两汉奸，将那个小伙子剥去上衣，用铁丝赤身绑在那棵槐树上，每人在他的胸部、腹部各刺两刀，肠子、鲜血流在地上……我在工地上干了半个月，天天提心吊胆，生怕被洋狗咬了，夜里光作恶梦，大喊大叫……我十六七岁时，就成了家里的整劳力。耕地、耩地我都会。此时，日军早已投降，但国民党政府对老百姓的压榨并没有减轻，苛捐杂税如牛毛，老百姓依然过着牛马生活。俺家里只有两只羊了，但我还是小羊倌。我在地里干活，把羊拴在沟里啃草，收工时再把羊牵回家。
1948年春，共产党、八路军解放了昌乐县，我这个生活在水火中的羊倌总算熬到了头。1949年2月，我欢天喜地的参了军，短期培训后成了山东警备师第20团的战士。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后，我被编为二野第18军53师157团的战士，继续追击国民党军之残部，向中南、西南进军。
党培养我成了藏语翻译
1950年的西藏，有英帝国主义的势力和藏政府的军队，藏军武器装备绝大部分是英国制造，有步枪、有火炮、有轻重机枪等。我们157团入藏前打响的第一战役是著名的昌都战役，其具体战斗任务是：消灭驻扎在巴塘城西南部朱巴龙渡口的藏军九代本（即第9团）。这儿位于昌都东南方，相距数百里，是进入昌都的交通要道。我们团实际上担负着开路先锋的重任。
朱巴龙渡口位于金沙江西岸，江中水势很猛，水流湍急。这条江确实是难以越过的屏障。这儿人烟稀少，几十里、上百里才能找到一个村庄，江中见不到一艘船只。而我们在行军中根本就没有考虑船的问题。水深流急，无船是没法渡江的。于是，遵照团部命令，我们三营徐参谋长带领我和其他11名战士及团里派来的一名藏语翻译小尹，顺河东岸向南，去藏族村借船或买船。与此同时，三营还组织部分战士，去林区伐木头，有意在江边做木筏，做出用木筏渡江的假像，以麻痹对岸的藏军。
说来真巧，徐参谋长带领我们向南大约走了三四十里路，就找到了一个藏族村庄。这里只有十几户藏民，当他们知道我们的来意后，纷纷表示愿意献出自己的牛皮船，助解放军渡江。他们受尽了英帝和藏政府的压榨，早就盼望翻身解放了。解放军不住藏房、不吃藏饭、不扰藏民的做法，他们早有耳闻，并与满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对他们的压迫相比较，说解放军是毛主席派来的“加米撒巴”（新汉人），愿为消灭藏军出一把力。他们献出了6只牛皮船，并派出6名壮汉，去帮助我们划船。当天傍晚时，我们把这6只船秘密抬回了我军阵地。
对岸的藏军，认为我们短时间造不出木筏，警惕性比较差。渡口碉堡上亮着灯光，但巡逻的几个哨兵，沿江走动的范围只有三五十米。这天晚上正是月黑日，凌晨一点，我们三营在渡口上游几百米处，悄悄坐上牛皮船，向西岸进发。一船坐5名战士，4个小时后，300多名战士全部过了江，然后沿西岸向北摸去。凌晨5时左右，三营长发出了已到达渡口的信号弹。接着，从守在东岸的我军阵地上，立即向对岸猛烈开火，重机枪、榴弹炮一齐射向蒇军碉堡，死死地把对方的火力点压住。与此同时，我们三营的指战员，在我方火力掩护下，冲到渡口，炸毁碉堡，冲上岸去。在藏军还未穿好衣裳的情况下，我们全部占领了他们的阵地，藏军1000多人，全部举手投降了。这一仗，为震惊全藏的昌都战役，送去了第一份捷报。
这次战役后，我们团在巴塘地区休整。我们一方面练兵、修路；一方面学习汉文、藏语。团部根据我政治、军事、纪律表现好，为我记了三等功；并由中共预备党员转成了正式党员。还挑选我专门参加了藏语、汉文培训班，其教师是从当地藏民中聘请的。这次培训不仅使我这个文盲学到了文化，还让我学了许多藏语和藏文，为我以后入藏战斗和工作打下了很有力的基础。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后，我由部队转业到中共西藏工委林芝分工委工作，并于1957年7月，去四川省的第二初级党校学习，还是学汉文、学藏语、藏文，半年毕业后，仍回林芝分工委工作。这次培训，学习环境、学习条件等比上一次好了许多，时间又较长，使我的政治、文化素质提高了很多很多。老师说，由于我平时学习有了较好基础，经过这次学习，已达到了小学毕业水平。我家上三辈没有识字人，是党、是解放军这所大学校，为我摘掉了文盲帽子，开创了我家文化人的新纪元。
党让我当了平叛开路“先行官”
1959年初，由西藏反动统治集团和国民党残余势力组成的叛匪，先在基层的宗（县）、根保（小乡）发起了叛乱。二月初，中共波密中心县委被西藏叛匪包围，形势非常危险。我驻藏解放军52师155团奉命前去平叛。林芝分工委通知我，去这个团当“先行官”，既作向导又作藏语翻译。因由是，我是“文武全才”，藏语、藏文基础较好，会做群众工作等。
从林芝东行至波密，我进藏时走过这段路。部队从林芝出发，我随3营一连一排走在最前头。第一天走到东拉山山顶时，天就大黑了。此时，北风凛烈，大雪纷飞。大路上、山坡上全是雪，全团指战员只好在大路上搭起帐篷宿营。第二天傍晚快走到东拉山山脚下时，突然见山下的东久大桥浓烟滚滚，我与5名战士跑步赶到桥跟时发现，这座钢架桥上的横板已被叛匪全部烧毁，只剩下了钢架。当然，部队沿钢架也可慢慢走过桥去。我将情况向吕团长、张参谋长汇报后提议说：“叛匪很可能在对岸设有埋伏，等我们从桥上过河时狙击我们，会给我们造成大的伤亡。”吕团长说：“我也是这么想。幸好我们这次有所准备，已带来10只牛皮船，今晚可偷渡一个连过去，先把叛匪的埋伏打掉，明天大部队再过河。”于是，夜间11时许，我和1连的战士，从渡口左侧，悄悄把牛皮船放于河中，约凌晨3时许，全连战士全部过了东久河。战士们翻穿着羊皮大衣，上岸后匍匐前进，与地上的白雪融为一体，叛匪一点也没发现我们，可我们却发现了他们：他们在桥东侧新修了许多掩体、地沟，看上去黑洞洞的，与四周的白雪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我们慢慢接近他们的工事时，突然发起攻击，冲锋枪、轻机枪一个劲的扫射，他们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直至天亮打扫战场时发现，约五六十名叛匪被击毙、炸死，十几名伤匪告诉我们，其他的七八十名叛匪逃跑了。
第4天下午，大约离波密城还有30里时，吕团长命令一营快速迂回到波密城西北角，离城10多里的一座青石岭上，其他两个营直接向波密进发。在距城西卡达桥3里路时，我炮兵向桥西叛匪指挥所发起了炮击。我在前沿看的很清楚，炮一响，叛匪就从桥西顺小路向北逃跑。接着，原来围困波密城的叛匪，也纷纷撤退，通过卡达桥，跟随他们的团部向北逃窜。我们二、三营乘机随后追击。当他们逃到青石岭下时，我一营战士向他们猛烈开火。叛匪首领看到前后受夹击的严峻形势后，知道已成瓮中之鳖，立即命两人举起白旗，分别向我北、南阵地走去……600多名叛匪，全部成了我们的俘虏。
波密中心县委当时只有50多名武装人员。他们向西藏党工委发出告急电报后，立即在城区的地道、小巷里与外来的叛匪周旋。依仗同志们的英勇奋战和地理优势，他们坚持了整整四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被围第四天的傍晚，解放军从天而降，全部消灭、俘虏了叛匪。
完成“先行官”的任务后，我又回到林芝分工委工作，后又到拉萨市农机局任副局长，直到1981年才转回老家山东省昌乐县任副县长，至1990年离休。
我从羊倌到县官的光荣历程中深深体会到，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旗手、舵手，是劳苦大众的救世主，也是培养、造就建设新中国、实现现代化人才的大学校、大熔炉；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一定能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