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9月初，阴雨连绵，树上的知了，嘎然而止了热烈的聒噪。中国的大地上，也骤然刮起了一股政治的冷风。3日的下午，在长安县银行鸣犊镇营业所工作的胡兆生，突然被宣布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这一决定，连胡兆生都感到莫名其妙。这个对党十分热爱，完小毕业后上了两年省银行学校，工作出色，性情开朗活跃的年轻人，沐浴着党的阳光。就在一年前，他的儿子降生了，妻子蒋晓文问给孩子起什么名字，他胸有成竹地回答：“叫红权，表示我们热爱和拥护党的红色政权啊”，可刚刚过了一年，胡兆生却被打成极右分子。上级宣布“属于敌我矛盾，暂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胡兆生论理力争，想要弄清事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说：“你在1957年的一次会议上，说农村存在着买卖婚姻的落后现象，这次反右斗争中，把你的那次发言拿出来批判，你不是攻击社会主义是什么？你的认错态度不好。你可要明白，你的家庭是富农成份呀！”打了牙齿给肚子里咽的小胡，只能接受组织的处理，走出许多人羡慕的工作岗位，先被遣送到长安县鞋厂劳动，户籍回农村。第二年，他又被遣送到彬县的马栏农场接受劳动教养。在那里，劳动和生活的条件十分艰苦，1961年的冬天，连下了几场雪，天气异常寒冷。一天，他接到妻子蒋晓文的一封信。信中真是冷热骤降：妻子寄来的儿子红权一岁的照片，让他倍感温暖欣喜；但信的最后，妻子却提出要和他离婚。几天后，县法院的一名法官和蒋晓文来到马兰牧场。妻子说：“在政治上，我和你站不到一块。”法官征求胡兆生的意见。胡兆生说：“只要她不感到痛苦，我无任何意见。”便在离婚判决书上签了字。这时，在农村老家的母亲因病去世。孩子没有妈妈，他没有妈妈，一家剩下两个没有母亲的人！

1962年5月13日，马栏农场宣布对胡兆生解除劳教。胡兆生回到了老家长安县杜回村。他去附近村的一个奶妈家里，接回了儿子红权。在一间半宽的瓦屋下，父子俩开始了凄风苦雨的生活。回忆那段日子，胡兆生痛苦地说：“自己被打倒了，工作丢掉了，工资没有了，母亲去世了，妻子离婚了。我拿起铁锨平地，一步步丈量人生的艰难。”两年后，小红权上学了，常常是他上地去劳动，儿子上学未归，他和儿子之间经常用纸条交流，告诉孩子他去哪里做活了，锅里做的什么饭，你自己舀着吃吧。这时，政治运动不断，四清，“文革”， 胡兆生都成了挨整的对象。可最痛苦的还是“衣服谁来补，饭菜怎么做，母亲是人生的第一个老师，谁来教育我的孩子？”为了孩子，为了心中一盏未熄的灯，他乐观、开朗、用豁达坚强的性格战胜逆境中的一切。他想，出身不能由己，命运可以选择。他常回忆在马栏农场时，被打成右派的一些记者、讲师等文化人，讲给他人生的许多知识，他相信阴云总会散去，阳光定会重现。他用乐观的态度，想方设法逗儿子高兴。吃饭菜没有醋，他说：“浆水酸，红芋甜，爸做的搅团筋的能过年。”叙述当时的生活情景是：“每逢下雨天，说闲却也忙，床前看书报，跪下洗衣裳。”、“蜘蛛为我补蚊帐，黄猫为我守粮仓。”艰苦劳动之外的读书、看报、学习，让他的心头高扬起生活的勇气，“身处逆境心常态，履踏坎坷志愈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光芒，照射到祖国的各个角落，更洒向无数蒙冤的人群。1978年12月，上级为他第一次平反，结论是“虽有错误，但不应划为右派。”一月后，对他进行第二次平反，宣布“原来的定性全部错误”。1979年元旦，通知恢复工作的胡兆生，去长安饭店报到。那天，雪过天晴，天是那么蓝，地是那么纯洁那么白，只有经历过深沉痛苦的人，才能感知到心里兴奋的滋味。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天下了一场雪，路上是白的，咱一看风摆着树来雪压着山，回头看，脚步踏了一串串，长安饭店去报到，心里仿佛是春天。”从此，他成了人民银行长安县支行的一名员工。

胡兆生十分珍惜今天的生活，他奋力工作，用工作来报答达党和人民的恩情。不久，长安县人民银行召开了一次演讲话。在这次会上，胡兆生以《谱一曲老兵新传的歌》上台演讲，震动很大，全场同志都被他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感动。他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改革开放，争分夺秒地工作。从1979年到2009 年，他连续四次获得县农业银行（后调入农业银行）“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88年，还获得中国农业银行陕西分行“优质服务标兵”的光荣称号。

三中全会前，他的家里是愁事苦事不断；这时候，，家里的喜事乐事连连，1977年，他的儿子蒋宏权（儿子随母姓，‘红‘改成‘宏’）考入西北农学院经济管理系；1980年7月，他和张玉萍结婚。张玉萍过去也受过磨难，他们恩爱有加，互相体贴照顾。妻子要他别操心家里事，大小活儿她一人包揽，要他一心扑在工作上，要把工作干好。1987年3月，胡兆生实现了终生的愿望，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里，笔者还想记述两个片段：1987年3月，胡兆生去长安饭店参加银行系统的一个会议。一天早饭后，他的前妻蒋晓文突然要来找他。他的心突突跳起来，20多年未谋面的妻子，来了该怎么办呀？门叩响了，他开了房间门，前妻蒋晓文站在他的面前。他脱口而出：“多亏你和我离了，不然，多少次运动，会把你吓死，与其吓死，不如你早日逃个活命！”蒋晓文大哭，说：“你是用刀子戳我的心！”胡兆生大笑，可是心里却也在哭。这是由于政治运造成的人间悲剧；

从1958年到1980年，胡兆生在痛苦的深渊里挣扎了22年，由一个毛头小伙变成了年近半百的人。对于一个人来说，损失太大了。每每回忆过去，胡兆生自己都难于相信：我一个极右分子，怎的成了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这时，

有人问他是怎么从崎岖路上走过来的？他简单回答了四句话：“读书精神好，劳动无价宝，幸福知享受，乐观人不老。”

1993年3月，胡兆生退休了。退休后，他关心时事政治，很爱学习，订了《华商报》、《收藏》、《报道荟萃》、《讲演与口才》等报刊杂志，每天读书看报，从中聆听祖国的前进的脚步声，用一颗童心去呵护身边的新鲜事。他看到，我们的国家自改革开放以后，经济飞速发展，城乡建设和人民生活日新月异，让人十分振奋。可也有不如人意的地方，如一些人的思想品质不那么好，不重视道品质修养。1922年秋初的一天，他乘公交车去西安市，车上，人很多，他上车后，有一位衣着较烂的大学生热情给他让座，可是，另两个大学生，却装作入睡的模样，坐在座位上纹丝不动，任凭旁边的老年人艰难地站着。为了表彰主动让座的大学生，他从兜儿里摸出一枚古铜钱，送给他。并说：“你做得好呀，懂得遵老爱幼，我感谢你！”另外两个大学生，闻听后立即站起来，给旁边年高体衰的人让座。这一件事的前后变化，让胡兆生看到自己虽然老了，但还可以继续为我们的社会做出奉献：这就是帮助青年人发扬传统美德，做一个高尚的人。他认为，让座虽是一件小事情，可我们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就要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回家后，他找了一些硬纸板，穿针引线，把他从古玩场买来的古铜钱，一枚枚用线固定在纸板的一角，纸扳中间写上“赠品”二字。旁边用蝇头隶书写下16个小字：“欣赏书法，增加乐趣，倡导文明，表示谢意。”并依据考证，在古铜钱下边注明：钱上的字系欧阳询书，唐高宗李渊武德四年（621年），某年某月某日于西安——长安的公交车上。这个褒扬先进精神的卡片，他看得十分神圣和重要，每次乘车，他都要多带几个，遇见风格高尚的青年人，他都要站起来，说明他自制这张卡片的珍贵，为什么要送人。乘公交车的人，都为老人悉心呵护高尚道德情操的做法感动。有人说，乘坐这次公交车，我无形中受到教育。从2002年至今，胡兆生老人已送出卡片300多张。

采访结束时，胡兆生老人陪我走在长安区的大街上。他对我说，我今年79 岁了，年龄长度是有限的，不会拉得很长，但增宽是可以的，我要延宽我的生命。我问他：“增宽是什么意思？”他回答：“就是要多做好事情呀，宽度增加了，生命也就延长了。”

在公交车上，我对站在窗外向我挥手的胡兆生喊：“胡老，你真好呀，我祝你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