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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而朴实的身影
2011-2-16 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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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友田是一位延安时代的老革命。解放后曾任陕西省委常委、秘书长，陕报总编等职务，资深高干九级，这些显赫的位置，都令人惊异而看重。然而，1970年老宋（那时不称职务）来到写作组担任副组长后，却从未提及过去。我和他同守那幢静悄悄的写作小楼，如“看门人”。我不晓他过去做“官”时是什么神气，在“写作组”，却平常得如同“退休”老头。他夜里“看书学习”睡得很晚，早晨天不亮起身，就在院中清扫落叶，隔窗能听见“沙沙”的扫地声；夜深睡前，他总将厕所冲洗清除干净，像一位老保洁工那么默默地劳作，日月长久，也就成了他的“天天读”。
入冬之后，我陪老宋上陕北做“学大寨”的调查。那时候，没有车辆相送，只能在铜川搭公共汽车北上。老宋穿一件灰布面老羊皮大衣，戴灰旧棉帽，顶着寒凛凛的朔气，满身沙土地来到延安，却住不上南关招待所（老宋不让事先给地委打招呼），正在门房处交涉，忽然见到延安地区刚刚“结合”的赵副主任。赵曾是老宋的部属，一见风尘仆仆的“宋秘书长”，十分惊讶，埋怨他怎不提前告诉他。
大概老宋有多年未来陕北了，他有一种“回到了家”的兴奋。当晚就带我悄悄溜出，来到延河边看那已经有些封冻的延河瘦水，他见河畔有几个卖“羊杂碎”的老乡小摊，便喜滋滋地拉我坐在小凳上，同戴白帽的小老头拉闲。他笑眯着眼，一气吃了五小黑瓷碗不带汤水的“干羊杂”，这才意味未尽地说：“太好吃了，哎呀，算过了个‘羊瘾’。”
跟老宋下乡，多为步行，从延川县城到黄河畔学大寨修梯田的先进样板新胜古（延水关），大约百十里，去时还有便车送到半途，回来便一路翻山下沟，艰苦跋涉。半路吃饭也是没有定点。老宋还是当年“老八路”习惯，进村便随便入得老乡土窑，像讨吃似的向“老乡”要饭，有什么吃什么，并按规定付款（那时干部下乡每顿规定3毛钱）。有一次，老乡窑里没有粮食，只有红薯，老宋便让我多称几斤，多付老乡一些饭费。晚上宿在山沟窑洞小学校，开了半晚上会，队长悄悄为我们熬了一小锅小米“米汤”，算作“晚餐”。这夜，我们合睡在学生小桌拼成的“床”上。第二天破晓离开，老宋让我在一只碗里放下“饭钱”，他又用扫帚打扫了教室，悄然地离开山村，踏上山路。
这一次上陕北历经两月许，在延安河庄坪、蓝家坪、青化砭小寺沟、赵家沟都住住停停，还常常冒雪参加劳动。老宋搞调查多为明察暗访，亲自摸透真实民情，并不囿于简单的会议“汇报”之类。在榆林刘官寨、古塔、鱼河堡一带考察时，看见一青年农民拉着一架子车装满粮食的口袋，他帮他推车过河，手捏“粮袋”，却软绵绵的，不知何物？一问，原来全是“红糠”（高粱糠）。那位青年农民说：“饿得连‘红糠’也难弄到了，我是卖了几只羊才换得这几袋‘红糠’，看来今冬非饿死人不成。”
这使老宋十分吃惊。老宋刚入陕北“回家”的热情渐次消失，及至在横山的窑洞旅馆见到刚结合到县革委会的副主任，一夜私语，方知横山、子洲一带乡间，甚至有冻、累、饿、病而死亡，大都逃荒走了西口（蒙地）的，缺粮缺到连糠、洋芋都难饱肚的惨情。还有因吃“观音土”，屙不下，肚胀而亡的——这位副主任提供的情况令人震惊。然而，整个形势上的浮夸风更是让老宋心忧。
延安时代老宋曾做过“三边”专署秘书长。走“三边”可说是老宋真正的“回老家”了。夜晚，他同我在张家畔（靖边）从前“三边”专署旧地的小街巷串着，津津有味地说到李季当年在小学教书时写《王贵与李香香》的情景，指指划划那小街两旁用柳笆和白泥砌的平顶泥屋，踩着厚厚的沙地，又钻到一间膻气很重的“羊肉”小店里，吃“三边”有名的“热汤羊肉”了，
赶到定边的这天，正是1970年的“元旦”，但是，天灰灰的，云中的太阳白白的，寒风凛冽，我们裹紧了棉大衣还觉冷浸入骨。因为走了“三边”的老宋，兴致勃勃，对我说：“今日‘元旦’，到定边好好吃顿羊肉。”我们都很兴奋，在满是黄沙的老定边街道寻羊肉馆。
可是这西口“定边”，尽管在陕北就算是产粮县，但街道上冷冷清清，只有一间开了门的小饭馆，却没有羊肉，只有毛驴肉和“两面馍”（玉米和麦面相混），老宋一听，立即发愣了：“啊呀，把毛驴也杀吃了？”
5角钱一老碗毛驴肉，红红一大堆，却看着难以吃下去。可是，刚刚买了烧饼两面馍，呼啦拥来了七八个小孩子，一个个满脸脏污，手如鸡爪，唯有眼睛骨碌地转，盯着盘中的烧饼。细一看，他们还背着书包。
显然，“乞孩”都饿坏了。老宋让我将烧饼多买几个，分给他们吃，又一一详问他们家境状况。原来，这伙“乞孩”，都是七八岁到十一二岁的小学生，大都是横山人，说是家中没有粮吃，爷爷奶奶守在家中，父母都来定边或蒙地给人拦羊、打杂工混饭，他们跟了父母逃荒。白天在街头饭馆“讨吃”，晚上跟父母在长城窟（当年三五九旅打盐队挖的土窑洞）栖息……平日还要做作业读书。
这情状令老宋痛楚不已，什么也吃不下去了。老宋让我给每个孩子发上“路费”，让一个年龄稍大的孩子带着，并带几个烧饼，赶快回老家横山去，“冻死了，快回去，拿上这张字条，寻县上主任，不要跑了，要好好上学。”老宋在饭桌上为那位横山县新结合的副主任写了张便条，条子后面有句话是：“赶快安排好群众生活，搞不好，我们是要犯罪的。”
回到西安，老宋亲自向省革委会领导写出了“调查报告”，却不是什么“经验”，而是“陕北饥荒成灾，情况十分严重危急”……
“报告”引起省上、直至中央的重视，后来，急调车辆，几个省动员向陕北运粮，但已为时过晚，悲剧还是发生了。
在那个年月，写作组的“写作”也很尴尬，处境维艰。一次外界报道了商洛地区某公社（乡）“二八”工作制（即10天中，干部有8天下乡，两天机关办公）的新“经验”，省上命写作组前往“总结”。老宋亲自出马。但当赶到这个山区公社时，公社领导叫苦连天，原来他们一度下乡较多，不晓被谁以“二八”工作制概括在《人民日报》刊出，一时轰动全国，到处都来参观学习，弄得他们骑虎难下，干部只得住在乡村，连开会也在村上，就这样硬着头皮撑着。这个“二八”制，真是害死了人——那公社主任见老宋讲求实际，像见了亲人似的连连诉苦，这实在是那个年代如演戏一样的滑稽事件。
老宋将公社每个干部的“劳动日”做了详细统计，尽管写出的“报告”也肯定了该公社干部经常下乡、深入基层的“成绩”，但最终还是以详尽的统计数据表格，否定了所谓的“二八”经验，并严肃批评了这种不求实的报道、图花架子的浮夸作风。
一年之后，因形势写作组撤消，老宋二次又被“下放”陕北长庆油田劳动。那是深冬的一个风凛凛的早上，一辆自陕北吴旗长庆油田指挥部的拉货大汽车，停在新华社那条古幽的巷口。我帮老宋把一捆铺盖卷扔上汽车。他仍穿着那件灰布面老羊皮大衣、戴着灰布棉帽，艰难地爬上了汽车顶。那大汽车开动了，他坐在铺盖卷上，向我挥挥手，汽车迎着北去的寒风，很快消失了。
老宋成为长庆油田一个油田上的普通“统计员”，可说是当时级别最高的油田职工，他给我来过几封信，这样说：“和工人一起干活，十分愉快……”
老宋后来恢复工作，做了副省长。退休后，我只在雍村社区门口见到他，他正蹲在门口卖玉米“膨香酥”的小担旁吃着小玉米棒棒，向我笑着招手……
不知他是哪年静悄悄过世的。然而，有多年了，在我的眼前，在我的心里，却常常浮现着这位老共产党人平凡而朴实的身影……
入冬之后，我陪老宋上陕北做“学大寨”的调查。那时候，没有车辆相送，只能在铜川搭公共汽车北上。老宋穿一件灰布面老羊皮大衣，戴灰旧棉帽，顶着寒凛凛的朔气，满身沙土地来到延安，却住不上南关招待所（老宋不让事先给地委打招呼），正在门房处交涉，忽然见到延安地区刚刚“结合”的赵副主任。赵曾是老宋的部属，一见风尘仆仆的“宋秘书长”，十分惊讶，埋怨他怎不提前告诉他。
大概老宋有多年未来陕北了，他有一种“回到了家”的兴奋。当晚就带我悄悄溜出，来到延河边看那已经有些封冻的延河瘦水，他见河畔有几个卖“羊杂碎”的老乡小摊，便喜滋滋地拉我坐在小凳上，同戴白帽的小老头拉闲。他笑眯着眼，一气吃了五小黑瓷碗不带汤水的“干羊杂”，这才意味未尽地说：“太好吃了，哎呀，算过了个‘羊瘾’。”
跟老宋下乡，多为步行，从延川县城到黄河畔学大寨修梯田的先进样板新胜古（延水关），大约百十里，去时还有便车送到半途，回来便一路翻山下沟，艰苦跋涉。半路吃饭也是没有定点。老宋还是当年“老八路”习惯，进村便随便入得老乡土窑，像讨吃似的向“老乡”要饭，有什么吃什么，并按规定付款（那时干部下乡每顿规定3毛钱）。有一次，老乡窑里没有粮食，只有红薯，老宋便让我多称几斤，多付老乡一些饭费。晚上宿在山沟窑洞小学校，开了半晚上会，队长悄悄为我们熬了一小锅小米“米汤”，算作“晚餐”。这夜，我们合睡在学生小桌拼成的“床”上。第二天破晓离开，老宋让我在一只碗里放下“饭钱”，他又用扫帚打扫了教室，悄然地离开山村，踏上山路。
这一次上陕北历经两月许，在延安河庄坪、蓝家坪、青化砭小寺沟、赵家沟都住住停停，还常常冒雪参加劳动。老宋搞调查多为明察暗访，亲自摸透真实民情，并不囿于简单的会议“汇报”之类。在榆林刘官寨、古塔、鱼河堡一带考察时，看见一青年农民拉着一架子车装满粮食的口袋，他帮他推车过河，手捏“粮袋”，却软绵绵的，不知何物？一问，原来全是“红糠”（高粱糠）。那位青年农民说：“饿得连‘红糠’也难弄到了，我是卖了几只羊才换得这几袋‘红糠’，看来今冬非饿死人不成。”
这使老宋十分吃惊。老宋刚入陕北“回家”的热情渐次消失，及至在横山的窑洞旅馆见到刚结合到县革委会的副主任，一夜私语，方知横山、子洲一带乡间，甚至有冻、累、饿、病而死亡，大都逃荒走了西口（蒙地）的，缺粮缺到连糠、洋芋都难饱肚的惨情。还有因吃“观音土”，屙不下，肚胀而亡的——这位副主任提供的情况令人震惊。然而，整个形势上的浮夸风更是让老宋心忧。
延安时代老宋曾做过“三边”专署秘书长。走“三边”可说是老宋真正的“回老家”了。夜晚，他同我在张家畔（靖边）从前“三边”专署旧地的小街巷串着，津津有味地说到李季当年在小学教书时写《王贵与李香香》的情景，指指划划那小街两旁用柳笆和白泥砌的平顶泥屋，踩着厚厚的沙地，又钻到一间膻气很重的“羊肉”小店里，吃“三边”有名的“热汤羊肉”了，
赶到定边的这天，正是1970年的“元旦”，但是，天灰灰的，云中的太阳白白的，寒风凛冽，我们裹紧了棉大衣还觉冷浸入骨。因为走了“三边”的老宋，兴致勃勃，对我说：“今日‘元旦’，到定边好好吃顿羊肉。”我们都很兴奋，在满是黄沙的老定边街道寻羊肉馆。
可是这西口“定边”，尽管在陕北就算是产粮县，但街道上冷冷清清，只有一间开了门的小饭馆，却没有羊肉，只有毛驴肉和“两面馍”（玉米和麦面相混），老宋一听，立即发愣了：“啊呀，把毛驴也杀吃了？”
5角钱一老碗毛驴肉，红红一大堆，却看着难以吃下去。可是，刚刚买了烧饼两面馍，呼啦拥来了七八个小孩子，一个个满脸脏污，手如鸡爪，唯有眼睛骨碌地转，盯着盘中的烧饼。细一看，他们还背着书包。
显然，“乞孩”都饿坏了。老宋让我将烧饼多买几个，分给他们吃，又一一详问他们家境状况。原来，这伙“乞孩”，都是七八岁到十一二岁的小学生，大都是横山人，说是家中没有粮吃，爷爷奶奶守在家中，父母都来定边或蒙地给人拦羊、打杂工混饭，他们跟了父母逃荒。白天在街头饭馆“讨吃”，晚上跟父母在长城窟（当年三五九旅打盐队挖的土窑洞）栖息……平日还要做作业读书。
这情状令老宋痛楚不已，什么也吃不下去了。老宋让我给每个孩子发上“路费”，让一个年龄稍大的孩子带着，并带几个烧饼，赶快回老家横山去，“冻死了，快回去，拿上这张字条，寻县上主任，不要跑了，要好好上学。”老宋在饭桌上为那位横山县新结合的副主任写了张便条，条子后面有句话是：“赶快安排好群众生活，搞不好，我们是要犯罪的。”
回到西安，老宋亲自向省革委会领导写出了“调查报告”，却不是什么“经验”，而是“陕北饥荒成灾，情况十分严重危急”……
“报告”引起省上、直至中央的重视，后来，急调车辆，几个省动员向陕北运粮，但已为时过晚，悲剧还是发生了。
在那个年月，写作组的“写作”也很尴尬，处境维艰。一次外界报道了商洛地区某公社（乡）“二八”工作制（即10天中，干部有8天下乡，两天机关办公）的新“经验”，省上命写作组前往“总结”。老宋亲自出马。但当赶到这个山区公社时，公社领导叫苦连天，原来他们一度下乡较多，不晓被谁以“二八”工作制概括在《人民日报》刊出，一时轰动全国，到处都来参观学习，弄得他们骑虎难下，干部只得住在乡村，连开会也在村上，就这样硬着头皮撑着。这个“二八”制，真是害死了人——那公社主任见老宋讲求实际，像见了亲人似的连连诉苦，这实在是那个年代如演戏一样的滑稽事件。
老宋将公社每个干部的“劳动日”做了详细统计，尽管写出的“报告”也肯定了该公社干部经常下乡、深入基层的“成绩”，但最终还是以详尽的统计数据表格，否定了所谓的“二八”经验，并严肃批评了这种不求实的报道、图花架子的浮夸作风。
一年之后，因形势写作组撤消，老宋二次又被“下放”陕北长庆油田劳动。那是深冬的一个风凛凛的早上，一辆自陕北吴旗长庆油田指挥部的拉货大汽车，停在新华社那条古幽的巷口。我帮老宋把一捆铺盖卷扔上汽车。他仍穿着那件灰布面老羊皮大衣、戴着灰布棉帽，艰难地爬上了汽车顶。那大汽车开动了，他坐在铺盖卷上，向我挥挥手，汽车迎着北去的寒风，很快消失了。
老宋成为长庆油田一个油田上的普通“统计员”，可说是当时级别最高的油田职工，他给我来过几封信，这样说：“和工人一起干活，十分愉快……”
老宋后来恢复工作，做了副省长。退休后，我只在雍村社区门口见到他，他正蹲在门口卖玉米“膨香酥”的小担旁吃着小玉米棒棒，向我笑着招手……
不知他是哪年静悄悄过世的。然而，有多年了，在我的眼前，在我的心里，却常常浮现着这位老共产党人平凡而朴实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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