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社长文炎走了，我很是怀念。

    25年前夏，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陕西人民出版社，做编辑。很快，就知道了那位儒雅而绷着脸的人姓文，名炎，是社长。在初出校门的学子眼里，一社之长是金字塔顶上的人物，只能仰望。然而，上下一个楼梯，一个电梯，低头不见抬头见，见了就犯难：打招呼吧，怕面对冷脸；不打招呼吧，又怕被视为目无尊长。存了心敬而远之，绕不开时就低了头，竟习以为常。

    编辑部有一台康乐棋，编辑同仁谁眼累了，就“康乐”一下。楼下有人把我们告到老社长那里，说我们上班娱乐。一早，几个人玩得正投入，冷不防旁边有人说：“你们这样打不对!”发话的是老社长，我们都愣住了，等着挨训，不料想他接过杆子，说：“谁和我比?”老社长竟是打康乐棋的老手。

    一年春，全国开展学雷锋活动，老社长是共青团出身，敏感，建议青年编辑部搞一本学雷锋的书。青年部全体同仁齐上手，剪刀加糨糊，一星期就成书了。没想到书一面世，供不应求，印数逼近百万册。其后，青年部还编了两本书，都受到老社长的肯定和支持。主任陈四长说：“别看文炎搞行政，其实做书很内行。”能认准选题，能肯定编辑的创意，这样的社长当然是内行。背地里，不止一个人说，老社长夸我。这是善言的传递，不但鼓舞了我努力上进，还改变了我对老社长敬而远之的心理。有一年，社里给工龄10年以上者发煤气罐，刚出校门的学子自然没份。我们不服气，找老社长理论，老社长解释了限制工龄的道理，但同意考虑我们的意见。不久，我们都领到了煤气罐。又一年社里分房，同年毕业的大学生按工龄、社龄、年龄排队，我倒数第二，雷波倒数第一。因为担心房子落空，我与雷波去老社长家倾诉意见，老社长一改平日的严肃，面目慈祥，言语和善。他给我们交了底，我们才放下了一颗忐忑的心。

    1989年春夏，全国动荡。秋，有人约我谈话，询问我春夏做过什么。我老实说，我的手受了伤，住院。又被询问了一次，我仍作如是答。老社长叫我去他办公室，向我出示了一份材料，我的名字赫然在上，有一段话说我参与了标语的制作。我没有否认，把参与的过程如实写在纸上。我以为这件事会影响我入党，不料想我仍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参加了省工委党校的培训。其后，和父亲说起此事，父亲是过来人，饱受过运动之苦，对我说：“你社长是好人!”

    一天下午，老社长突然端着茶杯到青年部串门，坐下后听他说自己的经历。老社长曾经留苏，和齐奥塞斯库是同学。齐奥塞斯库来西安，还和老社长等留苏的几位同学聚了餐。老社长说，留苏归来，按规定每人可以带回一辆伏尔加小轿车或者一部照相机，他嫌带车不方便，回来也用不上，就选择了照相机。不久，东欧剧变。再不久，齐奥塞斯库被杀。昔日异国老同学落得这个下场，老社长一声叹息。

    老社长廉洁。上世纪80年代，他儿子结婚，借车。老社长说：“公车怎能私用?”拒绝。90年代买单位福利房，老社长居然向同事薛晓光借钱。

    老社长退休后和我住在一个院子。一晚，院子里停电，老社长和老伴各推一辆自行车，说是去附近的老同学家里看央视黄金时间正在热播的《大法官》。我劝他们步行去，他们接受了。目送他们并肩走出院子，我开玩笑说：“拉着手啊，路黑!”老社长的老伴向我挥挥手，有点不好意思。我却知道他们夫妇感情好。老社长卧病后，老伴常推着轮椅在院子里进出。我对左右感叹：“这是真正的爱情!”我确信，没有爱情，老社长活不到八十岁。

    老社长住院的时候，我与何大凡去看他，据说他失忆，他却叫出了我的名字。坊间有传说：老局长高英杰和一位领导去看他，未走近他就招呼：“英杰，你来了。”同去的领导问他：“认得我是谁吗?”他伸出手去，笑道：“老团长，你好!”同去的领导很尴尬。

    去年初冬，我在院子里看见老社长坐在轮椅上晒太阳，我说：“老社长，你好!”推着轮椅的老伴指着我问：“认得吗?”老社长说：“认得!”又问：“你认得是谁?”老社长答：“眼镜!”我看见他老伴一眼忧色。隆冬，我们同一天搬到了上林苑小区。老社长只住了三个多月，去了。作为老布尔什维克，我想马克思肯定已和他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