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社长文炎走了,我很是怀念。
25年前夏,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陕西人民出版社,做编辑。很快,就知道了那位儒雅而绷着脸的人姓文,名炎,是社长。在初出校门的学子眼里,一社之长是金字塔顶上的人物,只能仰望。然而,上下一个楼梯,一个电梯,低头不见抬头见,见了就犯难:打招呼吧,怕面对冷脸;不打招呼吧,又怕被视为目无尊长。存了心敬而远之,绕不开时就低了头,竟习以为常。
编辑部有一台康乐棋,编辑同仁谁眼累了,就“康乐”一下。楼下有人把我们告到老社长那里,说我们上班娱乐。一早,几个人玩得正投入,冷不防旁边有人说:“你们这样打不对!”发话的是老社长,我们都愣住了,等着挨训,不料想他接过杆子,说:“谁和我比?”老社长竟是打康乐棋的老手。
一年春,全国开展学雷锋活动,老社长是共青团出身,敏感,建议青年编辑部搞一本学雷锋的书。青年部全体同仁齐上手,剪刀加糨糊,一星期就成书了。没想到书一面世,供不应求,印数逼近百万册。其后,青年部还编了两本书,都受到老社长的肯定和支持。主任陈四长说:“别看文炎搞行政,其实做书很内行。”能认准选题,能肯定编辑的创意,这样的社长当然是内行。背地里,不止一个人说,老社长夸我。这是善言的传递,不但鼓舞了我努力上进,还改变了我对老社长敬而远之的心理。有一年,社里给工龄10年以上者发煤气罐,刚出校门的学子自然没份。我们不服气,找老社长理论,老社长解释了限制工龄的道理,但同意考虑我们的意见。不久,我们都领到了煤气罐。又一年社里分房,同年毕业的大学生按工龄、社龄、年龄排队,我倒数第二,雷波倒数第一。因为担心房子落空,我与雷波去老社长家倾诉意见,老社长一改平日的严肃,面目慈祥,言语和善。他给我们交了底,我们才放下了一颗忐忑的心。
1989年春夏,全国动荡。秋,有人约我谈话,询问我春夏做过什么。我老实说,我的手受了伤,住院。又被询问了一次,我仍作如是答。老社长叫我去他办公室,向我出示了一份材料,我的名字赫然在上,有一段话说我参与了标语的制作。我没有否认,把参与的过程如实写在纸上。我以为这件事会影响我入党,不料想我仍作为入党积极分子,参加了省工委党校的培训。其后,和父亲说起此事,父亲是过来人,饱受过运动之苦,对我说:“你社长是好人!”
一天下午,老社长突然端着茶杯到青年部串门,坐下后听他说自己的经历。老社长曾经留苏,和齐奥塞斯库是同学。齐奥塞斯库来西安,还和老社长等留苏的几位同学聚了餐。老社长说,留苏归来,按规定每人可以带回一辆伏尔加小轿车或者一部照相机,他嫌带车不方便,回来也用不上,就选择了照相机。不久,东欧剧变。再不久,齐奥塞斯库被杀。昔日异国老同学落得这个下场,老社长一声叹息。
老社长廉洁。上世纪80年代,他儿子结婚,借车。老社长说:“公车怎能私用?”拒绝。90年代买单位福利房,老社长居然向同事薛晓光借钱。
老社长退休后和我住在一个院子。一晚,院子里停电,老社长和老伴各推一辆自行车,说是去附近的老同学家里看央视黄金时间正在热播的《大法官》。我劝他们步行去,他们接受了。目送他们并肩走出院子,我开玩笑说:“拉着手啊,路黑!”老社长的老伴向我挥挥手,有点不好意思。我却知道他们夫妇感情好。老社长卧病后,老伴常推着轮椅在院子里进出。我对左右感叹:“这是真正的爱情!”我确信,没有爱情,老社长活不到八十岁。
老社长住院的时候,我与何大凡去看他,据说他失忆,他却叫出了我的名字。坊间有传说:老局长高英杰和一位领导去看他,未走近他就招呼:“英杰,你来了。”同去的领导问他:“认得我是谁吗?”他伸出手去,笑道:“老团长,你好!”同去的领导很尴尬。
去年初冬,我在院子里看见老社长坐在轮椅上晒太阳,我说:“老社长,你好!”推着轮椅的老伴指着我问:“认得吗?”老社长说:“认得!”又问:“你认得是谁?”老社长答:“眼镜!”我看见他老伴一眼忧色。隆冬,我们同一天搬到了上林苑小区。老社长只住了三个多月,去了。作为老布尔什维克,我想马克思肯定已和他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