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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的舞会风波
2011-1-11 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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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1月,党中央进驻延安不久,延安破天荒有了舞会。这种来自西方的交谊舞,是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带到延安的。但在东西方文化的撞击中,反对和抵制之声并没有停息,后来竟酿成几起轩然大波。

    经历过长征的女同志,大都反对跳舞。史沫特莱举办的舞会,她们中的人只来了两三个。也有人特别反对自己的丈夫跳舞,心里似乎有一种隐忧。年轻干部也有反对跳舞的,毕竟在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的历史太长了。田家英的妻子刘成志和他闹离婚,他很苦恼。董边奉派做他的思想工作,劝他去跳跳舞,调整一下心情。田家英却冒出一句:“跳啥子舞,顶肚皮罢了!”董边和他辩论一番,说他是侮辱跳舞。后来两人结为夫妻。有一种反对舞会的理由比较特殊,说跳舞不卫生。常在舞场出风头的江青则反驳道:“一个星期跳一次舞是卫生的。”这成为当时的一个笑料。

    相对而言,反对跳舞的人部队比地方多,政府部门比文化单位多,机关比学校多。反对跳舞的人,绝大多数人是私下议论。而作家罗烽反对跳舞的方式则比较激烈。罗烽认为,建作家俱乐部是为了方便作家们工作,跳舞是不能容忍的。他怒气冲冲地向“文抗”支部书记刘白羽提出抗议,要求约束党员。但后来舞会照常进行。一次周末舞会,江青独占鳌头,大家跳得正酣,罗烽拎起一个小板凳,使劲摔在地上,然后拂袖而去。这“啪”的一声,把舞场震惊了,大家怏快散去。

    不久,罗烽去见毛泽东,直陈己见。毛泽东微笑着说:这种舞会不可太多,亦不可少。边区生活气氛过分单一化,每天只是工作、学习、生产。延安的草鞋舞,有别于大后方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但也不能说这里没有国民党老爷的坏作风。即使有,也是少数,不是主导。不小心加以对比,要跌跤子。罗烽听了毛泽东的话,改变了对交际舞的偏激看法,但他从不跳舞。

    另一场舞会风波的主角是王实味。王实味对跳舞特别憎恶,曾扬言:“跳舞的没有好东西。跳、跳,跳你个鬼!”一个周末,他听到俱乐部传出舞乐声,气愤地说:“哼!再跳,我找个手榴弹把你们全炸死!”这种激烈的情绪,如果只表现于口头言辞,或像罗烽那样对组织讲,也无大碍。但王实味却把对舞会的强烈不满写在杂文《野百合花》中,1942年3月13日、23日连载于《解放日报》上。他在该文中,不适当地夸大延安舞会成灾。此文中还有“天下乌鸦一般黑”等语。

    国民党如获至宝,把王实味等的文章辑印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一书,到处散发,以此大肆攻击延安。此时延安整风运动已经开始,王实味的几篇有严重错误的文章和平时的过激言论,正撞在枪口上。后来,由于康生的插手,王实味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并被处死。1991年,王实味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

    延安舞会的第三场风波,是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引起的。该文发表于1942年3月9日的《解放日报》上,是一篇带有片面性,站在妇女立场上说话的、有错误的文章。文中批评道:“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次最卫生的交际舞。”文章讽刺性地引用了江青的“一个星期跳一次舞是卫生的”话。这篇文章,当年4月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受到批判。最后,毛泽东作会议总结时保了丁玲,他说:《三八节有感》与王实味的文章不一样,它虽有批评,但还有建议;王实味是托派,丁玲是同志。

    1982年3月8日,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一文中重提此事,她说:“那时文抗的俱乐部,每逢星期日就是几个打扮得怪里怪气的女同志来参加跳舞……我不反对跳舞,但看这些人不顺眼,就顺便捎了她们几句。没想到这将触犯到什么地方去。”这里的“她们”就包括江青、曹轶欧等人。

侯斌生于1929年2月6日,1949年8月参加革命。1950年在西北青年干部学校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毕业后分配到商南城关区任团工委书记,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至1955年任共青团商南县委员会副书记、组织部长、书记。1955年至19...
文·图/艾绳根艾绳根,1933年生于陕西省榆林市镇川堡。曾在镇川小学、中学和米脂县中学读书。1947年参加革命,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甘宁晋绥边区绥德分区警备2旅、西北独立1师、军委坦克3师、坦克学校任文化教员、参谋、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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