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党中央进驻延安不久，延安破天荒有了舞会。这种来自西方的交谊舞，是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带到延安的。但在东西方文化的撞击中，反对和抵制之声并没有停息，后来竟酿成几起轩然大波。

    经历过长征的女同志，大都反对跳舞。史沫特莱举办的舞会，她们中的人只来了两三个。也有人特别反对自己的丈夫跳舞，心里似乎有一种隐忧。年轻干部也有反对跳舞的，毕竟在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的历史太长了。田家英的妻子刘成志和他闹离婚，他很苦恼。董边奉派做他的思想工作，劝他去跳跳舞，调整一下心情。田家英却冒出一句：“跳啥子舞，顶肚皮罢了!”董边和他辩论一番，说他是侮辱跳舞。后来两人结为夫妻。有一种反对舞会的理由比较特殊，说跳舞不卫生。常在舞场出风头的江青则反驳道：“一个星期跳一次舞是卫生的。”这成为当时的一个笑料。

    相对而言，反对跳舞的人部队比地方多，政府部门比文化单位多，机关比学校多。反对跳舞的人，绝大多数人是私下议论。而作家罗烽反对跳舞的方式则比较激烈。罗烽认为，建作家俱乐部是为了方便作家们工作，跳舞是不能容忍的。他怒气冲冲地向“文抗”支部书记刘白羽提出抗议，要求约束党员。但后来舞会照常进行。一次周末舞会，江青独占鳌头，大家跳得正酣，罗烽拎起一个小板凳，使劲摔在地上，然后拂袖而去。这“啪”的一声，把舞场震惊了，大家怏快散去。

    不久，罗烽去见毛泽东，直陈己见。毛泽东微笑着说：这种舞会不可太多，亦不可少。边区生活气氛过分单一化，每天只是工作、学习、生产。延安的草鞋舞，有别于大后方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但也不能说这里没有国民党老爷的坏作风。即使有，也是少数，不是主导。不小心加以对比，要跌跤子。罗烽听了毛泽东的话，改变了对交际舞的偏激看法，但他从不跳舞。

    另一场舞会风波的主角是王实味。王实味对跳舞特别憎恶，曾扬言：“跳舞的没有好东西。跳、跳，跳你个鬼!”一个周末，他听到俱乐部传出舞乐声，气愤地说：“哼!再跳，我找个手榴弹把你们全炸死!”这种激烈的情绪，如果只表现于口头言辞，或像罗烽那样对组织讲，也无大碍。但王实味却把对舞会的强烈不满写在杂文《野百合花》中，1942年3月13日、23日连载于《解放日报》上。他在该文中，不适当地夸大延安舞会成灾。此文中还有“天下乌鸦一般黑”等语。

    国民党如获至宝，把王实味等的文章辑印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一书，到处散发，以此大肆攻击延安。此时延安整风运动已经开始，王实味的几篇有严重错误的文章和平时的过激言论，正撞在枪口上。后来，由于康生的插手，王实味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并被处死。1991年，王实味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

    延安舞会的第三场风波，是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引起的。该文发表于1942年3月9日的《解放日报》上，是一篇带有片面性，站在妇女立场上说话的、有错误的文章。文中批评道：“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次最卫生的交际舞。”文章讽刺性地引用了江青的“一个星期跳一次舞是卫生的”话。这篇文章，当年4月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受到批判。最后，毛泽东作会议总结时保了丁玲，他说：《三八节有感》与王实味的文章不一样，它虽有批评，但还有建议；王实味是托派，丁玲是同志。

    1982年3月8日，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一文中重提此事，她说：“那时文抗的俱乐部，每逢星期日就是几个打扮得怪里怪气的女同志来参加跳舞……我不反对跳舞，但看这些人不顺眼，就顺便捎了她们几句。没想到这将触犯到什么地方去。”这里的“她们”就包括江青、曹轶欧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