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新办发布《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称，2035年，我国2名纳税人供养1名养老金领取者。人社部官员表示，对是否延长退休年龄还在研究，需综合考虑人口结构和就业情况。

    现在，很多人建议通过“延迟退休”来应对老龄化，但笔者认为，用“延迟退休”应对老龄化的作用不容高估，未必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当下，中国应对老龄化最大的挑战在于“未富先老”。一是老年人口急剧增加，导致人口代际赡养的压力加大；二是养老保险基金长期亏空，目前全国养老基金“空账”已达１．３万亿元，基金支付压力加大；三是养老待遇差异明显，还有大量人口未纳入保障或保障水平很低。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解决这些问题，显然也非一日之功。通过“延迟退休”，固然可以达到减缓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压力、顺应一些职业“越老越吃香”的特点，但这只是理想状态，如果处理不好，还可能造成一系列新的问题。首先，我国就业压力依然巨大，延迟退休很可能加重一些人的就业困难；其次，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不利于就业人口收入的正常增长，反过来还会加重社保的负担；再者，进入老年的人口也未必全都愿意继续就业。

    养老保险作为政府提供的服务，理论上应当是全民尽保、人人皆有，但客观来讲，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这种保障，富裕阶层很可能也参加养老保险，但他们并不依靠养老金保障生活。况且，寄望于政府来承担全体国民的养老重担是不现实的。而且越是大包大揽，越是将养老的希望寄托在养老保险上，政府提供养老保障的担子越重，问题越难解决。实现全民的养老保障，政府应当坚守“保基本”的原则，侧重于向弱势群体提供保障，而把提供更高水平养老保障的任务交给社会。

    事实上，收入分配领域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如果能够实现，多数国民对于“保基本”的养老保险的需求将会有所下降，更多人将通过充裕的个人财产收入实现养老保障，而不必全都依靠政府的养老保险。

    因此，除了鼓励民间创富并藏富于民之外，政府层面应对老龄化的方略，在于从根本上变革养老保险制度，做更有创造性的制度设计。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撰文提出社保缴费改为社保税，就是一种大胆的制度创新，这种设计的好处显而易见：既消除了基金保值增值的风险和压力，也可以进一步扩大保障范围，减少行政成本和中间环节。此外，实现社保费改税后，令各级政府纠结的做实个人账户与纠结广大参保人的异地转接问题，也将一一解决。最近，也有专家提出国企分红充实社保的建议，相信有了国企资金补充，社保费改税将为应对老龄化抢占更加有利的制度高点。

    相比之下，要应对老龄化这样一个宏大命题，“延迟退休”不过是权宜之计。它既改变不了中国的老龄化人口结构，也不能改善现有养老保险制度的不足之处。因此，“延迟退休”并非应对老龄化的良药，更不能以“一刀切”的方式推行这一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