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八条”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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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八条”背后的故事

2021-10-20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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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27日，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的绝大多数革命志士被国民党特务残忍地杀害，烈士们在牺牲前留下了一份用血的教训凝结成的、从未完整公开的秘密文件，其中对党提了八条意见，即“狱中八条”。

从大屠杀中死里逃生

1949年11月27日，新中国已经成立57天，距离重庆解放也仅剩3天。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必须在当天处决完所有政治犯，于是185位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含恨饮弹，血染歌乐山，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只有罗广斌等35人。

已经89岁高龄的孙重是从渣滓洞逃出的仍然在世的两位幸存者之一。他回忆说，当时敌人先把卡宾枪架在前门的门洞处扫射，此时前门的两个墙角是死角，许多同志躲在那里没有中弹，然而杀红眼的特务又迅速在牢房后窗架起机枪开始了第二轮扫射，之后特务们进牢房补枪，这时一个名叫蒲小路的13岁小难友想夺路而逃，被特务一把抓了回来当场杀害，倒在孙重身边，而孙重则因为特务的注意力被吸引，幸运地躲过了子弹。整个渣滓洞只有15人幸免于难。

在渣滓洞进行最后屠杀的当时，与渣滓洞相隔2.5公里的白公馆，屠杀暂时停歇了下来，因为枪手都被调往渣滓洞帮忙，只留下了杨钦典独自看守19位革命志士。罗广斌组织大家一起对杨钦典做攻心工作，要他认清形势。最终杨钦典打开了牢房的门，观察周围没有动静后，在楼上跺脚三声作为暗号。于是罗广斌让大家3人一组，年轻的扶着年老的，一跑出去就分散，最终19人全部安全逃出。加上身中3枪未死从尸坑中爬出来的谭谟，大屠杀中的幸存者共计35人。

然而，屠杀到了29日仍在继续。关押在重庆“新世界监狱”的32名革命者被分三批押往松林坡，那时，距离重庆解放仅差几个小时。特务行凶后，连尸体都来不及掩埋便仓皇地逃走了。

根据上世纪80年代的统计，死于1949年“11·27”大屠杀者共计207人，其中185人被定为烈士。今天,在歌乐山烈士墓工作人员的印象里，每年的11月27日，这一带都会下雨。

念想歌乐山下的英灵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车毅英离开欢迎解放军进城的人群，独自跑向歌乐山。她是原中共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的二女儿。此时的车毅英还不知道被捕多年的父亲早已被秘密杀害，她以为父亲还关在歌乐山监狱里。多年后，车毅英在回忆当年的情景时描述道：“白公馆内人去楼空，渣滓洞的余烬还在冒着烟。楼下的8间牢房里堆满了烧焦的尸体，没有头，没有脚，只有焦黑的躯体。围墙的缺口处、房前屋后、厕所内，另有20多具尸体躺在那里。松林坡上三个大坑，里面尸体枕藉，血水横流……可怕的寂寞，一片荒凉。”

1949年12月1日出版的重庆《大公报》以“蒋匪灭绝人性屠杀革命志士”为题，记下惨绝人寰的一笔：“一位青年妇人，正抱着她一岁多的孩子，在那里痛哭，寻找她丈夫的尸体。天！这怎么找得到！那么多焦尸，已没有一个还像人样，没有一个能认清面目。”当时的记者们亲眼看见遍地的焦尸、一两尺深的血水和亲人们的眼泪，他们说：“这惨痛的情景，叫记者怎能下笔，怎么形容得出来呢！”

两三天后，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人们又返回歌乐山。罗广斌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冲进平二室牢房，撬起屋角的一块木地板，发现那面五星红旗还在，那是狱中难友们听说新中国成立后用被面、草纸和米饭粒制作成的。攥着它，几个人顿时抱头痛哭。当年的脱险志士郭德贤已90高龄，她泪水涟涟地回忆说：“我们边哭边喊：刘国鋕、陈然你们在哪儿呀，我们不是说好等到解放的那一天，要打着这面红旗，一起冲出去吗？”

革命志士惨遭屠杀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中央人民政府立即指示重庆军管会：查明详情，收敛遗体，清理遗物。12月14日的《大公报》报道了人们在电台岚垭挖掘烈士遗骨的情形：“挖出的这29具尸体，已全部腐烂。除江竹筠和李青林两位女志士忠骸被亲属认出，其他已无法辨认。”经过数日的清理、挖掘，在歌乐山集中营范围内，人们总共发现尸体332具。

歌乐山脚下，从此多了一处巨大的坟茔，300余位烈士长眠于此。他们的姓名和头像被镌刻在坟茔后的石墙上。

“秘密报告”是难友的心声

上世纪80年代初，重庆党史专家胡康民在重庆市委办公厅档案处整理文件时，意外地看到一份题为《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报告的开首写着：“下面的报告是根据集中营里(渣滓洞、白公馆)所能得到的各种零星材料，同部分同志的讨论研究而组织出来的”，报告全文约3万字。那时因为重庆的党史研究工作刚刚起步，故有大批尘封多年的档案。胡康民回忆说：“我当时吃了一惊，因为以前从没听说过这份报告。”

这份报告是罗广斌写的，递交给党组织的时间是1949年12月25日，距离罗广斌等人从白公馆和渣滓洞脱险还不满一个月。报告详细记载了解放前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的基本情况以及渣滓洞、白公馆监狱里发生的真实事情，分为案情发展、叛徒群像、狱中情形、狱中意见等七个章节（其中第五、第六章节以及第四章节的部分内容已经遗失）。按胡康民的说法，他找到了小说《红岩》的一部“账本”。

胡康民从报告的笔体字迹上确认是出自罗广斌本人之手，可他为什么要写？他怎么能掌握那么多的情况？因罗广斌本人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谜底只能靠胡康民自己去追索了。从渣滓洞脱险的刘德斌也不知道有这份报告，“不过，当年我们在脱险同志联络处工作时，我每天晚上都看见老罗趴在地铺上写东西，写什么他也不告诉我。”

1994年，在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胡康民第一次提到了“罗广斌的报告”。这时，他已经可以清晰地勾画出报告形成的时间轨迹：1948年底，罗广斌在渣滓洞监狱里见到了他的老上级张国维。张国维被捕前是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委员，直接领导过罗广斌。张国维知道，罗广斌的入党介绍人之一是江竹筠，罗广斌还是四川大军阀罗广文的弟弟。当罗广斌因叛徒出卖被捕时，江竹筠马上通知狱中的党组织说：“此人可靠”。考虑到罗广斌的这种特殊关系极有可能提前获释，还有狱中的革命志士刘国志是四川大富商之子，也有可能提前获释，他便指示狱中的党组织尽量将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经过和狱中斗争的各种事实集中告诉他们两人，以便他们出狱后将狱中同志的陈述和思考上报给党组织。后来由于刘国志坚持“无条件获释”，在“11·27大屠杀”来临之前被杀害。这样，全面了解狱中情况的就只剩下罗广斌一人。1949年1月17日是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梧同志遇难周年纪念日，渣滓洞的难友们纷纷向江姐表示致敬，江竹筠要求大家对被捕前后的情况进行总结，使罗广斌从中了解到了不少信息。1949年2月9日，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白公馆里关押的“重犯”中有不少思想理论水平都较高，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敞开胸襟，直言无忌，大家完全凭着对革命的忠贞，披肝沥胆地向罗广斌道出了自己的意见和想法。出狱后的罗广斌虽一身伤病，体质极差，但狱中死难者血与泪的嘱托言犹在耳，故顾不上伤病和休息，整整28天日夜不停地写作，终于在12月25日，将写好的报告交给了党组织。

“八条意见”是烈士临终的嘱托

罗广斌所写的报告是一份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教训，也是对革命事业最深切的嘱托。其中最后一章“狱中意见”是报告的核心所在，胡康民据其内容总结成八条嘱托：（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整党整风；（八）严惩叛徒特务。

八条嘱托针对的是1948年的《挺进报》事件，以及在此前后的上下川东武装起义。这两件事给四川地下党组织造成了严重损害，致使多人被捕入狱。

《挺进报》事件的恶果其实是叛徒造成的。叛徒虽然只有极少几个，却是位居要职的领导干部，一旦叛变，对党的事业损害巨大。所以他们的叛变是狱中同志深刻反思的最主要问题，也是最能引起后人共鸣和警醒之处。

报告中指出：“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必然决定了他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的是否忠贞。”比如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在党内取得一定地位后，私欲膨胀。据一位狱中同志揭发，他曾想利用职务之便，要求掌管组织活动经费的同志借些钱给他做生意。再如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在曾紫霞的入党宣誓仪式中，冉益智是监誓。宣誓结束后，冉益智着重对新党员进行了革命气节的教育，但只过了半个月，冉益智就叛了党。惨痛的教训，让革命者痛定思痛：“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没有经常的组织教育”，这是个别领导人蜕化成叛徒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毒刑、拷打，单凭个人的勇气和肉体的忍耐，是没有法子忍受的。没有坚强的革命意识，没有牺牲个人、贡献革命的思想准备，便不能通过考验。”狱中同志的意见和建议集中起来，就是强烈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特别注意防止领导成员腐化。“眼看着革命组织的被破坏，每个被捕的同志都希望组织上能够提高一般的政治水平，严格地进行整风、整党，把一切非党的意识、作风，洗刷干净，不能允许任何细菌残留在我们组织里面。”其中许晓轩烈士的临终忠言是：“希望组织上能够切实研究，深入发现问题的根源。经常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作风，保持党的纯洁性。”

时至今日，这些血泪嘱托依然发人深省。物必先腐而后虫生，从这个意义上说，罗广斌从狱中带出的这八条嘱托，是从跌倒流血的地方播种出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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