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记者和两个兵马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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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记者和两个兵马俑的故事

2021-9-20 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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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陵背靠骊山面对渭河，占尽人间风光。秦陵东边两三里，有个西杨村。1974年3月，村上十几个社员在村边一个柿园打井，挖出一堆陶器残片。此类残片社员们以前也时有发现，不值钱，因此也就没当一回事儿，继续打井。恰好公社负责打井抗旱的干部房树民来了解打井进度，见到残片那么多，就一边给公社汇报一边给负责文物保护的县文化馆打了电话。

文化馆的赵康民骑自行车赶到现场，一眼就看出了残片的价值，便花钱雇了村上3辆架子车把残片拉到县城。十几天后，竟粘连拼接出两个1.80米左右的大个子古代军人。当时并不知道这两个军人的名姓，实际上直到今天也不知道，不过从后来的兵马俑阵于地下移师至地上来看，这两个军人应该算是负责与地面沟通联系的“侦察兵”。

这年5月，一个在北京上班的临潼人回家探亲来了，他叫蔺安稳，是北田公社西渭阳村人。蔺安稳于1964年从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毕业后，当了新华社记者。1974年回家探亲时，他的夫人孙凤云恰好在县文化馆工作，与赵康民是同事，与那两个“侦察兵”是邻居，自然要带丈夫去看个新鲜。蔺安稳熟读《史记》《资治通鉴》，故看到两个气势轩昂的陶俑后，心中顿起波涛，秦始皇、秦二世、秦陵，好几股思绪在心中的波涛里直打转转，他立马就问赵康民，这么大的发现，县领导知道了没、省上知道了没？赵康民摇了摇头。以前他在渭河滩考古中发掘出南北朝时期的石雕像，但1964年却因此把他当做了“封资修”典型，受到全县通报批评，如今从地下弄出两个陶俑，上边会如何评价，他实在是拿不准。蔺安稳听后无语。7年前他也曾因写了一篇犀利文章而受到批评，在全社大会上做了检讨。蔺安稳本想安慰赵康民几句，然后走人，但转念又想，记者从来就是代民众先一步赶到现场，先见，先问，最后用文字给民众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此时疑似重磅新闻就在眼前，如果连一篇稿子都不敢写恐与职业操守相悖。于是他让赵康民带路，到西杨村打井工地进行了现场采访，还看见了更细碎的一小堆陶片。

6月24日一早，蔺安稳回到北京。他的组长郑定锋告诉他：社领导说你对历史有研究，点名要你参加研究儒法斗争学习班。见说到儒法斗争，蔺安稳趁机提起了两个陶俑的事：“当地保密，没有向上级报告，要不要写个内参向中央反映一下？”郑定锋同意了。但蔺安稳还是有些拿不准，便在当天晚饭后去了大学同学、人民日报社记者王永安宿舍。王永安听后很感兴趣，建议他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写。

6月25日，蔺安稳写了《秦始皇陵出土一批武士陶俑》的内参稿：陕西省临潼骊山脚下的秦始皇陵附近，出土了一批武士陶俑。陶俑体高1.80米，身穿军服，手执武器，是按秦代士兵形象塑造的，像这种同真人一样的立俑，还是第一次发现。

秦始皇陵周围以前曾出土过陶俑，但都是一些体积不大的跪俑，像这种真人一样的立俑，其珍贵的地方，在于这是一批武士。秦始皇用武力统一中国，而秦代士兵形象，史书上有记载……秦始皇陵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是并没有得到妥善保护。生产队随意在陵园掘土挖坑，开荒种地。出土文物中的金属制品，有的竟被当作废铜烂铁毁掉。一些石制、陶质物品被丢来抛去，实在令人心痛和不安。

6月26日一上班，蔺安稳便通过中央新闻单位之间的文件交换渠道，把稿件送至王永安手中。原本是想请他先看看，提出意见，再作修改。殊不知王永安心急，立马把稿子送到人民日报情况组，情况组打印后径直送到一主管宣传的中央领导手中，领导即刻批示发表。

6月27日下午，郑定锋看到人民日报社编发的内参中有《秦始皇陵出土一批武士陶俑》一文，找到蔺安稳问道：“秦始皇陵出土陶俑是你写的吧？”蔺安稳一听紧张了，因为新闻单位有一条职业守则，未经组织批准私自发稿是犯忌的。好在郑定锋大度地说：“没关系，将情况反映给中央就行，通过哪个途径都一样。”

6月30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就《秦始皇陵出土一批武士陶俑》一文作了批示，批给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和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建议文物局与陕西省委一商，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好这一重点文物。”

接着，中央相关人员纷纷赶到临潼考察支援。更关键的是，陕西穷困，中央下拨的发掘陶俑的巨额资金分批抵达，奠定了开发陪葬坑的基础。后来经专家商定，陶俑改称兵马俑，那两个“侦察兵”被命名为最先出土的兵马俑，然后有了今天的兵马俑博物馆。

2018年，这座博物馆门票收入10亿元，超过了故宫。不过人们不应忘记当年开发过程中的许多个第一：第一个上报陶俑残片消息的人，第一个拼接出两个“侦察兵”的人，第一个向中央传递消息的人，第一个提起洛阳铲的人，第一个带领一个连保卫发掘现场的人等等。顺便说一句，“第一个”之一的蔺安稳已80岁，退休前是中国新闻社副社长；另一个之一赵康民已于2018年去世，退休前为临潼区博物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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