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伯伯送我上保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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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伯伯送我上保小

2021-9-20 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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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杨新成（辛程）1932年入党,1933年在陕西高陵县特支委员任上被调往当时由习仲勋负责的三原县渭北游击队。1936年后，习仲勋把我父亲调到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工作，先后担任新正县的秘书、宣传干事、宣传部负责人、教育科长等职，后调往分区机关任职（如今，在习仲勋纪念馆里陈列着一幅“习仲勋与关中分区领导合影”的照片，其中右三是习仲勋，右四就是我父亲；还有一幅习仲勋书记给我父亲的亲笔信的影印件，那是父亲作为我党代表之一即将和国民党谈判时，行前接到关中分区习书记所做的指示）。

1938年7月底，父亲代表关中分区到西安办事，顺便回高陵老家住了几天，并说服了同村的几个青年和我的二姑杨萍(大姑已先期到了解放区)随父亲一道去陕北革命根据地。当时，父亲雇了一辆马车，拉了自己家里的400斤棉花，准备给根据地做经费，领着我的二姑、我的母亲和不足一岁的姐姐以及焦峰和杨文等一行7人历时3天，行程几百里，经高陵、三原、淳化、旬邑最后到达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所在地马家堡。习仲勋和分区其他领导到父母的住地进行了看望，并对父亲带到解放区的那几位青年也进行了妥善安排。习仲勋把先期到达根据地的我大姑杨志推荐到延安党中央，后安排到中央机要局，担任译电员工作；这次又把我二姑杨萍推荐到陕北公学学习，后调到王震领导的359旅卫生队工作。焦峰没多少文化，先给习书记及地委机关当通信员，后到陕北公学的地方干部队学习；后来杨文也在那里学习。

1938年冬，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向我边区进行挑衅和侵犯，并在1939年5月制造了枪杀我荣军学校学员的“旬邑事件”。事件发生后，关中分区委派专员公署教育特派员师源同志和任新正县教育科长的我父亲作为我党谈判代表，前往旬邑县城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父亲根据习仲勋书记亲笔信中的指示精神，与敌人据理力争，最后迫使国民党旬邑县驻军当局答应我方条件，抚恤我方伤亡人员及家属。1940年春，在国民党妄图消灭我关中分区的大背景下，关中分区再次指派我父亲作为我党代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后因谈判破裂，战斗不断升级，关中分区机关被迫从马家堡撤离。1940年4月，我方在旬邑县长舌头村与敌人激战，连日辛劳的父亲不幸身染重病。当时战斗环境十分恶劣，根本无法进行救治，遂于1940年5月3日在行军途中去世，年仅26岁。习仲勋得知消息后，非常悲痛地说他失去了一位好干部、好助手。在关中分区召开的数百人的追悼大会上，习仲勋书记对我父亲短暂的一生做出了中肯的评价：杨新成是个好同志、好干部，他的家庭并不缺吃少穿，但他却带领一家人来参加革命，为人民的利益、为党的事业贡献了年轻的生命，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父亲牺牲后，遗体一直安放在长舌头村西一个没有门的窑洞里，这里离敌人的阵地仅有五六里地远，很不安全。时隔不久，根据中央部署，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机关将撤离马家堡，迁往马栏。在撤离前，重情重义的习仲勋没有忘记他的部下杨新成，他责成分区干部焦峰买了口棺材，把我父亲入殓，然后联系高陵地下党组织派交通员过来接应，雇了8位民工，途经国民党的三道封锁线，行程五六百里，终于使父亲的灵柩安葬在了高陵县张卜乡老家的坟地里。

我的母亲马素兰在1938年，为了追求光明和支持丈夫的革命事业，抱着不足一岁的女儿，骑着毛驴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来到关中分区所在地马家堡。习仲勋书记待人和善，平易近人，有时还抱着我的姐姐叫她“胖女子”。后来母亲怀我快生产时，战争形势紧张，他就对我父亲说：“目前这里摩擦不断，敌人随时都有可能打过来，素兰最好回老家生孩子。”还说：“看样子这次是个男娃。”于是，我母亲就带着姐姐辗转回到了关中老家，没想到这次的分别竟成了父母今生今世的永别。

在父亲牺牲28天后的1940年5月31日（农历四月二十五日），我才来到人世间。在我3岁多时(姐姐只有6岁)，我的母亲由于思念父亲而抑郁成疾，20多岁的青春生命也戛然而止。两个姑姑远在延安，几乎全无音信。从此，我和姐姐跟着年迈的爷爷奶奶在高陵县老家度过了相当长一段艰难困苦的日子。1949年9月，习仲勋作为西北地区的主要领导，日理万机之时还惦记着我娘们三人。他指示西北局干部薛和芳赴高陵县找到当时第一任县委书记韩学礼和第一任县长邢子舟，询问杨新成爱人马素兰以及两个孩子的情况。首先他指示由他作证明人追认杨新成为“革命烈士”；其次是准备安排杨新成爱人马素兰的工作；最后是解决两个孩子的上学问题。当习仲勋伯伯得知我母亲早已去世，便决定在西安接见已经9岁多的我。不久，祖母接到县上说习仲勋要见我的通知后，立即让我表叔领着我去了当时西北局所在地的西安建国路(现在的雍村)。习仲勋见到我很高兴，一把抱起我说：“到底是个男娃啊。”他还说：“保小（延安保育小学）就要搬到西安了，你和你姐都去保小上学。”

1949年底，保小搬到西安，并改名为“西北保育小学”，直属西北局有关部门领导。学校刚从延安搬来，一切都得从零开始，连固定的校舍都没有，只好把一部分班级安顿在西关，另一部分则在书院门。由于条件有限，我们两人只能先解决姐姐的入校问题。于是1950年8月，姐姐顺利进入书院门的分校，她于1952年从保小毕业后，考入了当时的省女中。这时习仲勋即将调往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他行前又指示薛和芳落实了我的上学事宜，不久高陵县政府通知我1953年8月即可入学。在保小，我完成了小学学业。1954年秋，经过考试，我和学校的其他4位烈士子弟一起分配到了西安市第五初中(即现在的25中学)，并由西安市民政局每月给我们发放抚恤金。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我的生活有了保障，得以安心继续完成学业。1960年8月我高中毕业后，被保送到空军导弹学院深造。进校一看，我在保小同一个班(54届甲班)竟然有5个同学被西安不同的中学分别保送到导弹学院，有一位同学后来当了中国空军王牌师的副师长，这些校友之所以优秀，都是因为在保小受到了良好教育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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