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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九十

2021-8-18 2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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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父亲今年90了，耳不聋，眼不花，精气神十足，广场溜达时，偶尔还会跟着秧歌队扭几圈大秧歌，聚会时经不住众人起哄，就亮开嗓子唱一段陕北民歌。

但我爷爷还不到30岁就病故了，所以我觉得寿命与基因关系不大。爷爷死时，父亲只有12岁，下面还有3个妹妹，最大的7岁，最小的1岁。“三寸金莲”的奶奶虽年轻，但无法下地干活，父亲一下子就担起了养活全家的责任。当时村里已搞过土改，家里有几亩地，父亲天生能吃苦，脑瓜也灵，人又实诚，没几年就成为远近有名的好庄稼汉，故家虽穷，到结婚年龄还是娶到了来自殷实人家的母亲。

父亲是一个有领导才能的人，在村里也有很高的威信，人缘好。合作化一开始他就出任村干部，担任过生产队队长、生产大队队长、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村党支部书记等职务。村里人对他的评价是：务实，不贪，办事公道，敢承担责任。

父亲担任生产队队长时，队里曾“偷偷”开过瓜园，种了些西瓜和甜瓜到集市上卖，给队里搞点副业收入。遗憾的是，瓜园也就开了两年，到第三年公社来的干部把瓜苗拔了，只好再种晚作物。秋收的时候，队里把庄稼包给个人收割，按亩记工分（类似计件工资），这样不至于把庄稼烂在地里。这事上面的态度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提倡，也不禁止。

当时队里有个社员霍常金，是有名的石匠，但不安心干农活，喜欢做点投机倒把的事。他老婆是个巫婆，有病在延安治疗，他向一些村民借了些布票去延安偷偷倒卖，赚点路费，走时也没有请假（请假肯定不批准），生产队就把他的口粮扣下。夏天他回到村里，家里没一粒粮食，队里有余粮，父亲决定把口粮分给他，但遭到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世招的阻拦。队长要给分，支书不让分，在双方争吵不休的时候，霍常金就把已经装好的一袋子粮食扛走了。支书原则性强，就打电话给公社书记，说霍常金盗窃仓库。公社副书记专门来到村里调查此事，在我们家吃饭。父亲说：霍常金外出不请假、借布票倒卖是事实，但说他盗窃仓库，不对。应该分给他的口粮不给他，又要他下地干活，他没办法，只能如此；是人总得吃饭，否则会饿死，你们要批判就批判我，不要批判霍常金。公社副书记听了父亲话，不仅没有批判霍常金，反倒训斥了大队支书：“如果饿死人，你们谁负责？”类似的冲突，父亲和支书之间发生过多次，其原因用父亲现在的话说，是“他左我右”。

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和王世招的私交还是不错的。“文革”开始后，王世招成了村里的头号“走资派”，很多人站出来批斗他，有仇的报仇，有气的出气，很快就把他赶下台。但无论会上还是会下，父亲从始到终没说一句话。王世招比父亲大一岁，48岁病逝。病逝的前几天，父亲专程从几十里外的工地跑回来看他，两人聊了很长时间，依依惜别。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期间，王世招的儿子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对我很关照。可惜，他后来因车祸身亡，死的时候也是48岁。

1972年，霍常金从县引水渠工程中承包了一段工程，大概是念及父亲曾经对他的好，允许13岁的我暑假期间在他的工地打工。我打工一个月，赚了52元钱。中秋节那天，霍常金冒雨把工钱送到我家。

1969年，父亲被选为大队革委会主任，但他执意要去一百里外的国防公路（现307国道）工程跟工。因为工程上能吃饱饭，还可以给家里人省下点口粮。工程以公社为单位组织施工，全公社工队为一个营，下设三个连。父亲去后第一天垒灶台，第二天被任命为二连二排排长，第三天又被任命为二连连长。当连长活轻，每顿9两玉米面蒸的圪梁（长条窝窝头）吃不完，父亲就把剩下的晾干保存起来，回来时带给家里人吃。所以父亲每回家一趟，我就可以饱食几天。

父亲所在工程的主要工作是凿石开路，每次上百米的路段20多个炮眼同时炸裂，工伤事故时有发生。同村去的另一位社员王居升，有文化，曾在西安工作过，担任三连连长，一次放炮炸石，一块拳头大的风化石砸在他的脸上。父亲送他去医院抢救，他的命保住了，但鼻子没有保住，政府给他在县医院安排了个炊事员的工作，后来又安排在乡卫生所卖药，算是对他失去鼻子的补偿。王居升的儿子现在是西安有名的外科医生，他学医与他父亲有关。

我高中即将毕业回乡时，村党支部换届选举，父亲被选下去了。有人说父亲落选是因为我要回来了，这属于农村政治学。公社书记说，这个人大队不用，公社用，就安排父亲到县黄河引水上塬工程领工。直到我上大学的头两年，父亲一直在工程上。我暑假回家，中途下车先到工程总部所在地看望父亲，发现他在那里生活得像个公社干部。

人民公社解体后，父亲准备捡起弹棉花的老手艺。我小时候见过父亲用“梳棉弓”弹棉花。“文革”初期，父亲和他四舅及另一个人合伙买了一台梳棉机，在离我们村25里的佳县螅镇镇租了一孔窑洞，每到赶集的时候就去镇上弹棉花。每次干两天活，每人可以赚到三四块钱，这在当时算一笔不小的收入。后来开展“割资本主义尾巴”，他们的生意就做不成了。1980年我暑期回家，发现父亲把那台梳棉机从镇上搬回家了，他高兴地对我说，包产到户了，又可以弹棉花赚钱了。但父亲的预测完全错了。没过多久，村里人都开始买衣服穿了，没有人纺纱织布，连棉花也没有人种了，他的老手艺也就废了。

1993年，父亲62岁时又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我当时还在牛津读书。当村支书三年，他为村里干了两件事，一是打了一口水井，解决了村民生活用水问题；二是给村里拉上了电，解决了村民的照明和电气化问题。拉电的钱是我向几位朋友筹集的，但有几个村民说不拉电，要分钱，父亲不许，还闹了不小的矛盾。

1996年换届时，父亲又高票当选，但他坚决不干了，让给了得票第二的人。父亲不干了，也是我的坚持。为拉电的事，他差点被人打，我不想让他再受别人的气。农村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有老实本分的人，也有流氓无赖。没有能力的玩不转，有能力但心地善良的人只能自己吃亏。父亲属于后一类。

父亲当村干部期间，没有沾过公家的便宜，倒是为招待下乡的干部贴过不少顿饭。人民公社时期返销粮、救济款的分配，我们家总是排在同类家庭的最后。但80岁之后，父亲因是1949年之前入党的老党员，现在每年能拿到一万多元的“老党员生活费补助”（包括节假日慰问费）。全村（及全乡）有这种资格的只有两人。父亲很满意，说差不多够他的酒钱。父亲每晚睡觉前自斟自酌二两白酒，多不喝，少不行。

父亲是个乐观的人。2009年和2016年动过两次手术，手术前躺在手术台上，他还和大夫开玩笑，手术后麻醉一过，他又和大夫说说笑笑。大夫说，很少见到这么开朗的病人。

二

父亲小时候没有机会上学，自己的名字能认得但写不出。父亲曾对我说，如果自己稍微识几个字，凭能力，十有八九吃公家饭了。我说，爸啊，如果你吃了公家饭，我肯定不是你的儿子了。

父亲对我上学寄予厚望。记得三四岁时，我发现柜子里有一支墨水笔，就拿出来玩。父亲看到后厉声斥责道：这是为你以后上学准备的，现在不能玩，玩坏了以后上学就不能用了。大概在1964年“四清”期间，有天晚上我在睡梦里听到父亲对母亲说，今晚会上我把水笔的事说了，明天就交了吧。原来，生产队曾买了几支笔，每个队干部一支，父亲当时是保管，虽然不识字，也分到一支，想留着我上学时用。运动来了，父亲担心这属于经济问题，就上交了。

我小时候挨过父亲不少打，其中两次与上学有关。第一次是我到上学年龄，第二天就要报名，我哭着喊着说不去上学，父亲很生气。当时我坐在门栏上，面朝里，父亲在门外，一脚就把我踢到3米远的后脚地，第二天我就乖乖报名上学了。另一次是我小学一年级的下学期，父亲买回几种不同的菜籽，包括白菜籽和萝卜籽，装在不同的小白布袋里。白菜籽和萝卜籽肉眼看上去区别不大，为了避免下种时搞错，须在布袋上写上菜籽的名字。这样的事过去他是找识字的叔叔做，但现在自己的儿子上学了，他觉得应该由儿子写。他也想看看儿子上学是不是学到了点真本事。吴堡话“白”发音类似“撇”(pie)，如白菜叫“撇菜”，白面叫“撇面”等等。父亲要我在一个袋子上写“piecai”，我说，我会写“白菜”，不会写piecai。父亲很生气地说：“什么白菜，piecai就是piecai。你这一年学给老子白上了。”说着就打了我一巴掌，把我打哭了。第二天，小学老师告诉父亲我是对的，piecai就是白菜，父亲便向我道了歉。从此后，父亲就比较相信我说的了。

开学需要报名费，母亲总是催父亲早点准备，但父亲从来都是不慌不忙，直到报名的前一天晚上才去借钱，好在从来没有误事。

自上研究生后，我有时反倒庆幸父母不识字。如果他们识字的话，一定会看到我写的文章，免不了为我担心、对我告诫。这样的话，我写文章时就会谨小慎微，锋芒全无。但随着新的通讯技术的使用，这个文盲屏障现在不完全有效了。三年前的一天早晨，我还没有起床，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父亲说，听说有人把我告了，他一整夜都没有睡着。

原来，在北大国发院召开的有关网约车管理政策的研讨会上，我做了个发言，批评了有关部门和出租车公司维护既得利益的倾向。随后，30多家出租车公司联名给北京大学领导写了告状信，我一笑了之，北大领导也没作任何反应。但告状信被放在网上，让我姐夫看到了，他告诉了父亲，父亲就紧张起来。父亲说，你现在不愁吃不愁穿，人家领导不喜欢的东西你就不要写，千万不要惹麻烦。还有1989年夏天，有人说看到一辆拉犯人的车从绥德路过，我就在车上。这话传到村里后，父亲在焦虑中抽起了烟。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抽过烟。

看到父亲这么大年纪，还要为我操心，我感到有些内疚。我现在倒希望父亲是一个文化程度很高的人，这样即便我有个三长两短或被污名化，他也能理解我。

于是我对父亲说：爸，你放心吧，为了你活过一百岁，我不会惹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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