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最后的生命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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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星海最后的生命画卷

2021-8-18 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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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抗日战争正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为了激励全国人民英勇抗战，八路军电影团团长吴印咸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导演袁牧之点名请著名作曲家冼星海为该片配乐。冼星海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划时代巨篇《黄河大合唱》的创作者，时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鉴于当时苏联的设备先进，冼星海与袁牧之等人被秘密派往苏联完成电影的后期制作。临行前，毛泽东在家中请冼星海吃饭并饯行。

1940年5月，冼星海化名黄训与袁牧之等经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转往莫斯科。苏联环境安定，技术精良，有关部门很快便将《延安与八路军》的底片全部洗印出来，电影后期制作十分顺利。闲暇之余，冼星海还创作了一些交响乐和歌曲。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国对苏联突然发动进攻，莫斯科陷入一片混乱，已基本完成的《延安与八路军》的底片也在撤退中不知所终。

于是，冼星海与袁牧之决定仍借道新疆回国。但此时的盛世才看到德国兵临莫斯科城下，认为苏联迟早会垮台，便有意疏远苏联和延安，和重庆政府眉来眼去，冼星海他们借道新疆回国的计划流产。这时传来一个好消息：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因被阎锡山军队误伤，正在苏联养病，由于苏德战争爆

发，林彪不得不中断治疗回国。林彪是中共名将，回国不仅有专机，而且还持有国民政府颁发的边境特别通行证。冼星海一行便准备扮作林彪的随从，随同回国。对于冼星海等人的要求，林彪一口应承。然而就在登机前，林彪却突然变卦，拒绝他们上飞机，只许诺给每个人带封家书。就这样，冼星海发出了给在国内妻儿的最后一封家书。

1941年8月，冼星海、袁牧之和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党校学习的李天佑、李士英、钟赤兵一行在一名苏联上校的护送下撤离莫斯科，到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打算借道返回中国。他们日夜兼程，来到中蒙边境大青山，因遭遇日军严密封锁，无法通过，只得折返乌兰巴托，继续等待机会。

1942年春，走投无路的冼星海等人在乌兰巴托找到当地一家中国工人俱乐部住了下来。关于冼星海等人在乌兰巴托的遭遇，工人俱乐部职员王荣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昨天夜里来了几个来历不明的中国人，就住在俱乐部的一间教室里……从这些人的外表看，一个个面色苍白，头发长得很长，身上穿着沾满油垢的蒙古式旧棉衣和旧毡靴，一眼就能看出他们似乎是经过相当长时期折磨度过监狱生活的人。”

俱乐部是乌兰巴托华侨唯一的文化娱乐组织，当时正缺人手，于是向上级申请增加编制，根据各人特长将他们安排到工人俱乐部工作，冼星海担任音乐组教员，袁牧之当了戏剧组导演。在冼星海等人组织下，工人俱乐部每周都举办讲座、大合唱和音乐会，成了乌兰巴托华侨和市民最喜欢的地方。这个现象引起了蒙古文艺界注意，但一直没有搞清他们的来历，直到冼星海去世多年以后才恍然大悟。

后来，李士英打听到可以从蒙古西南部绕过日军控制的蒙中边境进入宁夏，再绕道去延安。但是走这条路需穿过戈壁沙漠和无人地带以及国统区，迂回曲折，异常危险。商讨之下，身强力壮的人决定闯一闯这大戈壁滩的沙漠死海，后来终于冒险回到了延安。而冼星海不会骑马，无法闯戈壁滩，便辗转到哈萨克斯坦，打算从那里回国，但再次受阻。

在阿拉木图，冼星海居无定所，食不果腹，贫病交加。哈萨克斯坦音乐家拜卡达莫夫在一次音乐会上见到无家可归的冼星海，虽然语言不通，但音乐家的心是相通的，便毅然邀请冼星海到自己十分拥挤的家里栖身。当时苏联生活比较困难，但拜卡达莫夫全家把冼星海当自己人，和他分享有限的食物。冼星海不忍心连累他们，为了购买食物，变卖随身携带的东西，甚至视之为生命的音乐书籍。冼星海在拜卡达莫夫家中住了整整一年，与这位热情的音乐家结下了深厚友谊。在这段安定的日子里，他又拿起了创作的笔，谱写了哈萨克题材的英雄交响诗《阿曼盖尔德》，并将许多哈萨克民歌和民谣改编成一首首小提琴曲和钢琴曲。他还创作了表现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二交响曲》(《神圣之战》)、交响组曲《满江红》，撰写了《论中国的民族音乐形式》《民歌与中国新音乐》等论著。

拜卡达莫夫非常欣赏冼星海的音乐才华，推荐他到北方的科斯塔奈市音乐馆担任音乐指导。1944年1月30日，冼星海抵达库斯坦奈州后，又处于贫病交加之中。他在《我学习音乐的经过》中这样记述：“生活相当艰苦，而营养比在阿拉木图更差，自己的衣服和手表等拿去市场出卖，还不够供给几个月生活。薪金实在不多，而每天还要忧虑到粮食。膳堂的纸证虽然发给，但膳堂不发给早晚餐营养品，只有月底才能领到，即使领得也只够三四天的粮食。这样的生活，实在是困苦万分。”冼星海衣着又很单薄，难以抵御这里极为寒冷的天气。尽管如此，冼星海还是拖着病躯在库斯坦奈十月大街嘈杂的旅馆里夜以继日地工作，谱写了十几首歌曲，完成了最后一部作品《中国狂想曲》钢琴部分。他还经常同当地同行去偏远山村巡回演出。

最后，磨难、疲惫、饥寒和营养不良终于把冼星海彻底击垮了，他不幸染上肺痨，生命垂危。1945年初，革命无产者联合会决定将他送往莫斯科救治。那时，莫斯科已没有中共常驻代表团，共产国际组织早在1943年就解散了，加之战事激烈，国际救济会也无力安排他的住宿。重病中的冼星海走投无路，就到莫斯科外文出版社找了李立三。

李立三1939年11月4日从监狱释放出来后，被停止了党籍，成为在莫斯科的无国籍游民，生活很艰难，但他还是热情接纳了冼星海。李立三住在岳母家中，30平方米的一个大间，当中用一幅布帘相隔，三代四口，拥挤不堪。但他与家人商量后，自己和妻子睡地铺，把床铺让给病中的冼星海。战乱中的莫斯科，各种物资都实行配给制，食品供应奇缺，李立三夫妇不得不为解决冼星海的食品来源，以及帮助冼星海联系治病日夜操劳。李立三一家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使漂泊多年的冼星海得到极大安慰。后来，孙维世、林莉、李特特等闻讯到李立三家看望冼星海时，触景生情，齐声称赞李立三夫妇对同志的真挚感情和舍己助人的崇高美德。

经李立三多方奔波联系，在苏联国际救济总会协助下，一个多月后，得到斯大林批示，冼星海入住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接受治疗。刚住进医院，冼星海就开始创作管弦乐《中国狂想曲》。但病魔无情，冼星海身患沉疴积疾，已无力回天，1945年10月30日与世长辞，终年40岁。

李立三夫妇善始善终帮助料理后事，与苏方一起在莫斯科近郊的一个公墓里共同为冼星海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苏方致悼词的是后来为《莫斯科——北京》谱曲的著名音乐家穆拉德里。冼星海骨灰盛放在一个灰色大理石小匣里，匣子正中镶着他的椭圆形照片，周围环绕着缎制的花束，下面刻着金色的俄文：中国作曲家、爱国主义者、共产党员：黄训。

1945年11月14日，延安各界为冼星海举行追悼会。毛泽东亲笔题辞：“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致哀”。

1983年，苏中友好协会应冼星海妻子钱韵玲的要求，将冼星海骨灰移交中国。

1999年11月，哈萨克斯坦又将阿拉木图的一条大街更名为冼星海大街，街道尽头矗立着冼星海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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