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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春天
2020-11-17 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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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
武汉——我不喜欢这座城市，街上太吵，夏天太热，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每个人都脾气火爆，好端端的话说出口就凶巴巴。在这里生活了32年，我没学会说武汉话，学不会，也不想学，因为不觉得我属于这里。然后，那一年，我真的离开了。
“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这话，我是很多年后才有体会。
决定
2004年调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后，尽管主持过很多次突发灾难事件的直播，但我一次都没去过前方。我心里很清楚，随着年龄增长，这次派到我头上的几率怕是更渺茫。
1月22日我轮休。上午，一个人坐沙发上刷新闻，越看越觉得武汉形势危急。我想起武汉的那些朋友，想起或许很快，年轻的同事就要出发了，他们去了会遇到哪些困难？我袖手旁观会是怎样的心情？……
越想，越按捺不住，我拿起手机，给领导发了条微信，“如果武汉那边需要，我可以去。”写完扫了一眼，没用任何表情，也没有一个惊叹号。不想让一件明知成不了的事最后成为一种高调表态，所以，有事说事，不能掺杂一点多余的情绪。
意想不到的结果，半小时后到来。领导连发三条信息，简短又明确：“马上准备去”“李总同意了”“你带队”。
伤城
我还记得那天夜里走出武汉站，天正下着雨。雨不大，可不知为什么，我的衣服和背包却很快被淋湿了。火车站前，光影闪烁，沿街店铺的广告灯箱都还亮着，但看不到人，每扇卷帘门紧闭，街上空荡荡的，听不到一点声响。
我们乘坐的那辆商务车孤独地行驶在高架桥上，从车站到酒店，几乎没有见到第二辆车。在浓浓的夜色里，我们像是闯进了突然被施了咒语、停滞在某一刻的诡异世界。我住在酒店的20层，窗外是一片片住宅小区。透过玻璃窗向外眺望，依然万家灯火，但你不知道，那一盏盏灯光后面，是谁，他们在经历什么。
更强烈的恐惧感不在黑夜，而是来自白天。第二天上午，当我发现偌大的城市，白天和黑夜一样寂静无声，那种熟悉的陌生感才真正让我意识到，一些原本熟视无睹的东西，真的被抽走了，被改变了。太阳依然升起，但千万人口的大都市，人，却似乎集体消失了。我见过武汉的很多面，但从来没有见过它的这一面。站在窗前，阳光刺眼，不知不觉，已泪流满面。那是人人自危、草木皆兵，也的确危机四伏的时刻。每天听到的坏消息太多了。
牵绊
来武汉的第一天开始，就整宿整宿睡不着。
我们要去医院，看紧急改造的病房还要几天才能投入使用；我们得进社区，看“封城“后人们生活有哪些不便；我们迫切想知道，那些不幸感染上病毒的人到底有多少？他们在哪里？他们在经历什么？在这座城市表面的静默下暗藏着怎样的凶险，和多少撕心裂肺的诀别……
我需要尽快打通和这座城市的血脉联系，闺蜜，好友，亲戚，同事，同学……所有的人脉关系都被调动起来，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变成工作关系。1月27日夜里，不少市民打开窗户高唱国歌，高呼“武汉加油”，一群同学、好友给我发来几十条短视频，看得我热血沸腾。有人把我拉入小区业主群，让我“潜水”，听业主讨论小区消杀是否走过场；我还被拉进滞留在汉的外地人群，了解他们食物从哪来、晚上睡在哪，有没有人感染，谁在帮助他们……我听他们的团购故事，了解透析患者就诊的艰难，每一次情绪的宣泄和反应，都有人把你当最好的聆听者。
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和这座城市里那么多人那么近距离地在一起。虽然大家都戴着口罩，虽然很多人素不相识，虽然相识也无法见面，虽然见面摘下口罩也可能觉得陌生……在这座举目无人的城市，很快，我们竟是这样的感觉：不孤单，不是我一个人。即便在最艰难的那些天里，你仍然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支撑。
不少求助信息，最初来自熟人，同学的同事，同事的朋友，朋友的邻居……几乎每个人都加入了这场救援。不是简单转发，而是始终关注进展：你帮他反映了吗？有消息吗？住进医院了吗……这些辗转而来的求助，在我这里又成为辗转而去的请托：宣传部的同志，打过交道的官员，刚认识的医院负责人……能帮一个是一个，所有人都是一样的心愿。
凡人
一位姓薛的大姐，姐夫疑似，但因排不上核酸检测也没有床位，大年初一起在医院留观。直到第9天，政府新征了一批集中隔离点，好不容易社区给了他们一个名额。为赶在夜里12点前将病人送入隔离点，十几年没开过车的她，穿着外甥女不知从哪弄来的一身防护服，勇敢地拉着姐夫、姐姐就往隔离点冲。那天半夜，当我们在隔离点外遇到她时，她正发愁，因看不懂导航，不知道回家的路。我们让她跟着我们的车走，才把她带到熟悉的地方。她真是太久不开车了，一路上，竟忘了开车灯。
如果是平时，一家人如此帮忙，你不会觉得怎样。但在凶猛的、未知的传染病面前，这位薛大姐，让我钦佩。
汪勇原是顺丰的一名普通员工，疫情期间，他凭一己之力，弥补了政府起初覆盖不到的医护人员诸多生活保障的空白。采访他的那个晚上，我在不停感叹：如果不是这场疫情，我们不会认识汪勇，甚至他也不会认识自己。汪勇的领导力和执行力太强了，他是一个天生的CEO。
记得采访时我曾问他，解决了医护人员出行和吃饭的难题后他在做什么？他反问我：“你们酒店有凉拖吗？”看我一脸不解，他说，酒店有一次性拖鞋，但通常没有凉拖，他问我：“你每天洗澡怎么办？”“光着脚。”我有些不好意思。出发时匆忙，平时出差常带的人字拖这次忘了带。
他说：“医护人员不能像你这么不讲究，所以我到他们驻地搜集第一轮需求，反映最多的是凉拖和指甲剪。武汉已买不到，我得想办法到别处买。”
这只是那晚我们谈话的一个片段。没想到，隔一天，我在酒店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我是汪勇团队的，就在你们酒店楼下，给你们送了点拖鞋和指甲剪。”
他没有提前告诉，就这样给我们送来了一箱凉拖和一大包指甲剪。
我当时正好有北京和湖南的同事辗转捎来的3D护目镜和防护服，原本打算到哪家医院采访就给带过去。采访那晚我曾请教过他，捐哪里好？他给我分析：方舱、雷神山……政府补给充足，这是第一梯队；协和、同济、金银潭……社会捐赠主体，这是第二梯队；但像普仁、武钢总医院……“你听说过这些医院吗？你知道他们的情况吗？”
我懂了。我说好，那我们这些物资就拜托你帮我们捐到最需要的地方。
所以，收到他送来拖鞋和指甲剪的那个上午，我把这批防护服和护目镜交给了来送货的师傅，看他收条上的签字字迹娟秀，我随口问了句，“您平时是干什么工作的？”“老师，英语老师。”
为什么好人认识好人？因为他们本就是同道者。
我还采访过被称为方舱“小品哥”的夏斌。在疫情最艰难的时刻，他和病友用演小品的方式反映的方舱生活，让人们紧张的神经得到舒缓。
但很多人不知道，在夏斌乐观阳光的形象背后，却是一个凄婉的故事：他的妻子岑朦去年11月被查出患上极其罕见、凶险的高钙血症型小细胞癌，在医院接受手术期间，夫妻俩被感染上新冠肺炎。为让独自在医院治疗的妻子放心、开心，夏斌开始演小品、拍视频。
我是把夏斌约到酒店来采访的，采访完正是午饭时间。我请他到酒店餐厅一起吃点儿。起先，他有些腼腆，说“不必了”，我说去看看。结果看到有甜点，他喜出望外，说妻子念叨过几次了，想吃蛋糕，正愁没地方买。我给他装了满满几盒，他一再问，“合适吗？合适吗？”看着他喜滋滋拎着饭盒离开的背影，我心里复杂极了。
心里很苦的人，只要一丝甜就能填满。
复苏
我应该是到武汉十来天之后，某天晚上突然发现，有犯困的感觉了！当时内心狂喜，因为终于正常了！
我每天和儿子视频一下，生日那天，他发了条微信，说“妈妈生日快乐！”看见“妈妈”两个字，我竟落泪了。只怪，这些天泪点太低。
先生有空会发一些他认可的好报道、好文章，老想和我探讨还可以关注哪些选题。其实从北京出发那天，他生气没理我，怪我没听他的话，主动要求来了武汉，他是心疼我的身体。
11年前，我确诊患了甲状腺癌，双侧恶性，甲状腺全切，手术后免疫力变低，先生觉得，我来武汉是“送死”。但看我在武汉状态不错、情绪稳定，我想他也就放心了吧。
出门在外需要点儿“报喜不报忧”，中间唯有一次“遇险”不得不和他们说，是我带的“优甲乐”要断顿了。因为甲状腺切除，我每天要服用两片半“优甲乐”，从北京出发时带了一整盒，哪里想到会待这么久。将近40天时，眼瞅着就要没了，我只得向先生求援。多亏同事帮忙，先生辗转托他们带了“续命”的药来。
永远
“封城”后的武汉，我听不到车水马龙，但也有全新的发现，比如，我很惊讶，这座城市竟然有这么多鸟！有天中午我去江汉关录钟声，发现伴着钟声的，竟是鸟鸣。还有金银潭医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它的绿化，院区里绿树成荫，随处可见灰喜鹊飞来跳去。我曾很感慨，如果不是这里偶尔见到的人都“武装到牙齿”，它更像一个公园，至少也是疗养院，哪里想到每扇窗后，分秒都是和死神的争夺。
有人说，因为疫情，武汉错过了2020年整个春天。我觉得不，鸟语花香，春天，她一直在啊！
有天晚上，我站在酒店20层的窗前，望着窗外点点星光，突然发现，自己的心理和刚来时已很不一样。同样这片万家灯火，刚来时，我眼里每盏灯后都是不确定，心中满是陌生、疏离；现在，那个熟悉的城市回来了，每扇亮着灯的窗后，都是我熟悉的活生生的那些人。
92天离开时，我突然发现，以前我嫌武汉这不好那不好，不是因为我从骨子里不属于它，恰恰因为血缘上它与我那份割不断的牵扯。和它共过生死，我想，我们更是无论如何也分不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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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斌生于1929年2月6日，1949年8月参加革命。1950年在西北青年干部学校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毕业后分配到商南城关区任团工委书记，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至1955年任共青团商南县委员会副书记、组织部长、书记。1955年至19...
文·图/艾绳根艾绳根，1933年生于陕西省榆林市镇川堡。曾在镇川小学、中学和米脂县中学读书。1947年参加革命，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甘宁晋绥边区绥德分区警备2旅、西北独立1师、军委坦克3师、坦克学校任文化教员、参谋、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