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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秧歌情愫

2020-10-15 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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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初夏，在省城工作的父亲突然回到乡下，告诉我奶奶和母亲，说他将携带全家调往延安工作。尔后，我们一家三口告别了泾渭平原和亲人，踏上了去延安的漫漫长路。那时，我不满6岁。

当年的陕北，荒凉落后，交通闭塞。我们骑着牲口，驮着行李，在赶牲灵的陕北汉子引领下，经过16天的艰难跋涉，终于到达了延安。父亲的单位在一个叫“市场沟”的地方。进了沟，爬一面“之”形大坡，山腰有一个大院便是单位所在。院内有两排平房，是办公室，后面两排土窑洞，前排住单身职工，后排便是家属院。土窑洞有些破旧，加之人地两生，我们有些不习惯。

10月的一天，市场沟锣鼓喧天，唢呐高亢，口号声此起彼伏，人们用秧歌的形式对抗美援朝进行宣传和鼓动，母亲把我抱上一家店铺的窗台进行观看。只见横幅和彩旗组成的仪仗队后面是锣鼓队和唢呐队，紧跟着是红红绿绿的秧歌队。“伞头”手举一把花伞，花伞顶上用彩绸挽了一个结，他一边扭，一边旋转着花伞，非常好看。伞头后面跟着两行秧歌队员，男队清一色的白衬衣，蓝色背带工人裤，脖子上搭条白毛巾；女队身着艳丽的秧歌服，腰间系条红绸，扭动的时候，两手捏住红绸的一角，轻轻向外一甩，像翩翩起舞的彩蝶。可惜当时我年龄太小，对歌词一无所知。

过了几天，我家来了两位女客，自称是街道办事处的。她们说，志愿军在前方打仗，需要大批鞋袜、手套，妇女要组织起来做军鞋，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当她们得知我母亲上过学后，当即请我母亲参加社会义务工作。从此，母亲带着我这个小尾巴走街串巷，逐户组织、动员街道妇女做鞋袜；还把棉花、布匹分配到人，定期督促检查进度、质量，再把做好的军鞋收集起来，登记造册。我跟着母亲上山下沟，大包小包扛着重重的慰问品，十分劳累。晚上，煤油灯下，母亲还要飞针走线的纳鞋底，赶着完成她的那份任务。由于母亲工作积极，成绩显著，被推荐出席了县妇联召开的表彰大会。妇联主任高兰阿姨还让母亲参加了秧歌队，紧张排练后上街演出。母亲发愁我无人看管，高兰阿姨说：“给娃化上妆，跟在秧歌队后面，挤不着，丢不了。”为了我不至于丢失，母亲买了花布和红绸子，加班加点给我做了一套秧歌服，和大人的款式、颜色都一模一样。演出那天，高兰阿姨亲自给我化妆，先在我的脸上抹了一层猪油，再抹红脸蛋，描眉，涂口红，最后用扑粉定妆。秧歌扭到宽阔的十字后，群众里三层、外三层地把秧歌队围得水泄不通，并在中间形成了一个露天舞台。演出的第一个节目是《王大妈要和平》，母亲和大家高声唱道：“王大妈要和平，要呀么要和平呀，她饿着肚子去宣传，受累也不怕，感动了闺女小媳妇，说服了太太李大妈，你看她，和平要是选呀，那个选呀上她……”接着，大家还表演了秧歌剧、活报剧、快板、眉户剧、陕北歌舞《信天游》等。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秧歌队演出，从此我喜欢上了秧歌。

转眼到了冬季，秧歌队要排一台新节目，给在朝鲜战场上踏冰卧雪的志愿军募捐钱物。母亲在节目中扮演一位朝鲜妈妈，让我演朝鲜小姑娘。导演对我说：剧中的你妈妈被美国鬼子的炮弹炸死了，她一倒下，你扑上去哭喊“妈妈”就行了。然而，每次排到这儿，我怎么也哭不出来，更不会喊“妈妈”。不过，在正式演出时，“炮”声一响，导演突然把我猛地推了出去，我一看妈妈躺在地上浑身是血，就“哇”的一声哭了，还拼命地喊：“妈妈，妈妈”。也许朝鲜小姑娘的哭声刺痛了群众内心最柔弱的地方，许多女人都流了眼泪，大家还振臂高呼：“血债血偿”！“为朝鲜人民报仇！”演出结束后，群众慷慨解囊，店铺老板抱出整箱的毛巾、牙具、肥皂等物，棉布店的老板也捐出了许多棉花和布匹。演出获得了意外的成功，高兰阿姨还问我：“你怎么哭得那么动情啊？”我说：“我看见妈妈浑身是血，以为真的死了。”高阿姨笑着说：“傻丫头，那是导演给你妈妈一瓶红药水，让她在倒下去的时候自己洒上的。”后来，我和母亲还用秧歌这种表演形式每年都去给烈军属拜年，我的扭秧歌水平也渐渐提高。

1952年秋，我上学了。开学不久，父亲调往绥德地区工作，单位所在地是一个叫“龙湾”的依山傍水的村子。在学校我参加了秧歌队，一位辅导我扭秧歌的毕业于绥德师范的女生让我叫她小姨，还对我说：“旧社会咱们这儿很穷苦，现在翻身解放了，秧歌就要扭出幸福、豪迈的气概，动作要放得开，要大气，才能扭出秧歌情。”我这个小姨与众不同，她不但爱穿男装，还留了个偏分头。她拿起笛子会吹，拿起二胡会拉，真是多才多艺。在她的教授辅导下，我不但进步很快，而且能够单独上台演出节目。后来，城里面的西山寺在元宵节时举办秧歌汇演，厂矿企业、文艺团体、乡镇、街道几十支秧歌队荟萃一处，广场上人山人海，民警们忙前忙后维持秩序。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如此规模宏大、形式齐全的秧歌汇演。我大开眼界，大长见识，但也付出了代价，忍饥渴、受冷冻了半个多月，我的手脚、脸颊都长了冻疮，疼痛难忍，抹冻疮膏都无济于事。后来小姨抱来一小捆辣椒杆，给我熬水泡脚，才慢慢见好。此后的几年间，我跟着秧歌队，从互助组扭到初级社、高级社，期间经历了宪法、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兵役法、公私合营等等内容的宣传贯彻。虽然我年龄小，不理解国家大政方针，但每年宣传演出的节目里都渗透和诠释着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号令。年复一年，在和大哥哥、大姐姐们扭秧歌、排节目的过程中，我懂得了许多道理和国家大事，也学会了不少陕北民间歌舞。

1956年冬，因绥德地区撤并，父母调往榆林地区就职，我也和小姨及许多歌友依依惜别。秧歌伴我走过了童年、少年、青年，秧歌也把我从一个胆小爱哭、羞涩的小女孩磨砺、打造成今天的我，使我在不断摒弃与生俱来的弱点、缺点的人生历程中，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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