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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秧歌情愫
2020-10-15 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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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初夏,在省城工作的父亲突然回到乡下,告诉我奶奶和母亲,说他将携带全家调往延安工作。尔后,我们一家三口告别了泾渭平原和亲人,踏上了去延安的漫漫长路。那时,我不满6岁。
当年的陕北,荒凉落后,交通闭塞。我们骑着牲口,驮着行李,在赶牲灵的陕北汉子引领下,经过16天的艰难跋涉,终于到达了延安。父亲的单位在一个叫“市场沟”的地方。进了沟,爬一面“之”形大坡,山腰有一个大院便是单位所在。院内有两排平房,是办公室,后面两排土窑洞,前排住单身职工,后排便是家属院。土窑洞有些破旧,加之人地两生,我们有些不习惯。
10月的一天,市场沟锣鼓喧天,唢呐高亢,口号声此起彼伏,人们用秧歌的形式对抗美援朝进行宣传和鼓动,母亲把我抱上一家店铺的窗台进行观看。只见横幅和彩旗组成的仪仗队后面是锣鼓队和唢呐队,紧跟着是红红绿绿的秧歌队。“伞头”手举一把花伞,花伞顶上用彩绸挽了一个结,他一边扭,一边旋转着花伞,非常好看。伞头后面跟着两行秧歌队员,男队清一色的白衬衣,蓝色背带工人裤,脖子上搭条白毛巾;女队身着艳丽的秧歌服,腰间系条红绸,扭动的时候,两手捏住红绸的一角,轻轻向外一甩,像翩翩起舞的彩蝶。可惜当时我年龄太小,对歌词一无所知。
过了几天,我家来了两位女客,自称是街道办事处的。她们说,志愿军在前方打仗,需要大批鞋袜、手套,妇女要组织起来做军鞋,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当她们得知我母亲上过学后,当即请我母亲参加社会义务工作。从此,母亲带着我这个小尾巴走街串巷,逐户组织、动员街道妇女做鞋袜;还把棉花、布匹分配到人,定期督促检查进度、质量,再把做好的军鞋收集起来,登记造册。我跟着母亲上山下沟,大包小包扛着重重的慰问品,十分劳累。晚上,煤油灯下,母亲还要飞针走线的纳鞋底,赶着完成她的那份任务。由于母亲工作积极,成绩显著,被推荐出席了县妇联召开的表彰大会。妇联主任高兰阿姨还让母亲参加了秧歌队,紧张排练后上街演出。母亲发愁我无人看管,高兰阿姨说:“给娃化上妆,跟在秧歌队后面,挤不着,丢不了。”为了我不至于丢失,母亲买了花布和红绸子,加班加点给我做了一套秧歌服,和大人的款式、颜色都一模一样。演出那天,高兰阿姨亲自给我化妆,先在我的脸上抹了一层猪油,再抹红脸蛋,描眉,涂口红,最后用扑粉定妆。秧歌扭到宽阔的十字后,群众里三层、外三层地把秧歌队围得水泄不通,并在中间形成了一个露天舞台。演出的第一个节目是《王大妈要和平》,母亲和大家高声唱道:“王大妈要和平,要呀么要和平呀,她饿着肚子去宣传,受累也不怕,感动了闺女小媳妇,说服了太太李大妈,你看她,和平要是选呀,那个选呀上她……”接着,大家还表演了秧歌剧、活报剧、快板、眉户剧、陕北歌舞《信天游》等。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秧歌队演出,从此我喜欢上了秧歌。
转眼到了冬季,秧歌队要排一台新节目,给在朝鲜战场上踏冰卧雪的志愿军募捐钱物。母亲在节目中扮演一位朝鲜妈妈,让我演朝鲜小姑娘。导演对我说:剧中的你妈妈被美国鬼子的炮弹炸死了,她一倒下,你扑上去哭喊“妈妈”就行了。然而,每次排到这儿,我怎么也哭不出来,更不会喊“妈妈”。不过,在正式演出时,“炮”声一响,导演突然把我猛地推了出去,我一看妈妈躺在地上浑身是血,就“哇”的一声哭了,还拼命地喊:“妈妈,妈妈”。也许朝鲜小姑娘的哭声刺痛了群众内心最柔弱的地方,许多女人都流了眼泪,大家还振臂高呼:“血债血偿”!“为朝鲜人民报仇!”演出结束后,群众慷慨解囊,店铺老板抱出整箱的毛巾、牙具、肥皂等物,棉布店的老板也捐出了许多棉花和布匹。演出获得了意外的成功,高兰阿姨还问我:“你怎么哭得那么动情啊?”我说:“我看见妈妈浑身是血,以为真的死了。”高阿姨笑着说:“傻丫头,那是导演给你妈妈一瓶红药水,让她在倒下去的时候自己洒上的。”后来,我和母亲还用秧歌这种表演形式每年都去给烈军属拜年,我的扭秧歌水平也渐渐提高。
1952年秋,我上学了。开学不久,父亲调往绥德地区工作,单位所在地是一个叫“龙湾”的依山傍水的村子。在学校我参加了秧歌队,一位辅导我扭秧歌的毕业于绥德师范的女生让我叫她小姨,还对我说:“旧社会咱们这儿很穷苦,现在翻身解放了,秧歌就要扭出幸福、豪迈的气概,动作要放得开,要大气,才能扭出秧歌情。”我这个小姨与众不同,她不但爱穿男装,还留了个偏分头。她拿起笛子会吹,拿起二胡会拉,真是多才多艺。在她的教授辅导下,我不但进步很快,而且能够单独上台演出节目。后来,城里面的西山寺在元宵节时举办秧歌汇演,厂矿企业、文艺团体、乡镇、街道几十支秧歌队荟萃一处,广场上人山人海,民警们忙前忙后维持秩序。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如此规模宏大、形式齐全的秧歌汇演。我大开眼界,大长见识,但也付出了代价,忍饥渴、受冷冻了半个多月,我的手脚、脸颊都长了冻疮,疼痛难忍,抹冻疮膏都无济于事。后来小姨抱来一小捆辣椒杆,给我熬水泡脚,才慢慢见好。此后的几年间,我跟着秧歌队,从互助组扭到初级社、高级社,期间经历了宪法、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兵役法、公私合营等等内容的宣传贯彻。虽然我年龄小,不理解国家大政方针,但每年宣传演出的节目里都渗透和诠释着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号令。年复一年,在和大哥哥、大姐姐们扭秧歌、排节目的过程中,我懂得了许多道理和国家大事,也学会了不少陕北民间歌舞。
1956年冬,因绥德地区撤并,父母调往榆林地区就职,我也和小姨及许多歌友依依惜别。秧歌伴我走过了童年、少年、青年,秧歌也把我从一个胆小爱哭、羞涩的小女孩磨砺、打造成今天的我,使我在不断摒弃与生俱来的弱点、缺点的人生历程中,砥砺前行。

侯斌生于1929年2月6日,1949年8月参加革命。1950年在西北青年干部学校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毕业后分配到商南城关区任团工委书记,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至1955年任共青团商南县委员会副书记、组织部长、书记。1955年至19...
文·图/艾绳根艾绳根,1933年生于陕西省榆林市镇川堡。曾在镇川小学、中学和米脂县中学读书。1947年参加革命,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甘宁晋绥边区绥德分区警备2旅、西北独立1师、军委坦克3师、坦克学校任文化教员、参谋、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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