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寻找儿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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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寻找儿子的故事

2020-9-14 0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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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生先后有10个子女，除后来众所周知的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讷外，其余6个子女皆不幸夭折或失落民间。

毛泽东丢失的第一个孩子是他和杨开慧所生的男孩叫毛岸龙，杨开慧英勇就义时，毛岸龙才4岁。毛岸龙的外婆和舅舅怕敌人对孩子下毒手，便将毛岸龙与毛岸英、毛岸青3兄弟秘密地送到上海，交由叔叔毛泽民和婶婶钱希钧照顾。毛泽民把毛岸龙安排在党中央办的大同幼稚园。不久，因顾顺章叛变，党中央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岌岌可危，毛泽民、钱希钧突然接到通知与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转移。由于事发突然，毛泽民没有来得及将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安顿好，使得3个孩子一起流落上海滩。毛岸龙年幼体弱多病，在流浪中与兄弟们走散，从此杳无音信。后来，党组织派人将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找到，由专人照管，孩子们才结束了流浪的生活。

毛泽东丢失的第二个孩子是他和贺子珍在福建龙岩所生的一个女孩。由于敌情变化，红军弃城撤退，毛主席只得将心爱的女儿寄养在群众家里。两年后，毛泽东带着队伍再次打下龙岩城时，贺子珍回来找孩子，得到的回答是“孩子已不在人世了”。

毛泽东失散的第三个孩子是他和贺子珍生的第二个孩子，叫毛岸红。这个孩子出生在长汀福音医院，由傅连璋亲自接生。当时，生产后的贺子珍得了疟疾，医生怕影响孩子的健康，不让她给孩子喂奶，便找了个江西奶妈。江西人喜欢把小孩子叫作“毛毛”，于是毛泽东与贺子珍也就跟着奶妈称毛岸红为小毛毛。那段时间，毛泽东几乎每天都来医院看望贺子珍和小毛毛，有时候赶上孩子睡着了，他就把孩子放在贺子珍身边，自己则坐在她们身旁，静静地凝视着。毛泽东还经常把孩子扛在肩膀上，乐呵呵地对人说：毛毛比我有出息，我才一个毛，他比我多一个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毛毛已经两岁多了，牙牙学语，正讨人喜欢。毛泽东每次出门，到了傍晚，小毛毛都要站在门口，等爸爸回来。长征开始后，毛泽东与贺子珍商量，把孩子交给留下来坚持游击活动的弟弟毛泽覃和弟媳贺怡照顾。临行前，贺子珍从邻居那里要来棉花，把自己的一件灰布军装剪开来，一针一线地给孩子缝制了一件小棉袍。瑞金和中央苏区落入敌人之手后，毛泽覃怕走漏消息使小毛毛遇到不测，就把他秘密地转移到瑞金的一个警卫员家里。为了不负毛泽东夫妇的重托，确保孩子安全长大，毛泽覃没有将孩子的下落告诉任何人。不想，后来毛泽覃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小毛毛也从此下落不明。

解放前夕，为完成毛泽覃的遗愿，并慰藉毛泽东与贺子珍对儿子的思念之情，贺怡曾专门回到苏区，寻找下落不明的“毛毛”。当时，毛泽东主席刚进城不久，还住在香山。一天，贺怡跑来对他说：“在江西丢掉的毛岸红已经找到了。”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详细问了一些具体情况，当贺怡仔细说了一些特征后，毛泽东认定和他记忆中的时间、地点、岁月和相貌均不相符。后来，贺怡又转赴江西吉安，继续为寻找毛毛奔波，途中不幸因车祸遇难。毛泽东主席惊闻噩耗后，十分悲伤地说：“不要再找了，让他留在民间。”就这样，寻找毛岸红的事情，因贺怡的去世而停止。

1953年，幽居上海的贺子珍给当时的江西省长邵式平写了封请他们帮助寻找毛岸红的信。收到这封信后，江西省政府下决心再一次寻找革命后代。江西省委指派省优抚处的干部王家珍，组成寻找毛岸红专项任务组。不久，任务组真的找到一个男孩，他的岁数与毛毛相同，血型与贺子珍的血型也相符，孩子的相貌也与毛泽东十分相似。几经查询，终于弄清了孩子的身世。原来，朱盛苔和黄月英夫妇曾在1934年10月，收养了红军的一个小男孩，取名朱道来。江西省政府立即把男孩的照片和材料送到中组部，中组部把有关朱道来的材料和照片转给了贺子珍。贺子珍看完材料和照片后，高兴地向中组部反映：“从照片和材料反映的情况看，‘朱道来’很像是我的小毛。”她恳请组织上让“小毛”和他的养母一道来上海一趟。不久，江西省政府安排王家珍和黄月英带着朱道来前往上海。贺子珍仔细端详过朱道来后，喜泪纵横、声音颤抖地说：“毛毛，这就是我的毛毛。”当黄月英把当年的一件小棉袍交给贺子珍时，贺子珍一把将男孩紧紧地搂在怀里大哭起来。为了防止出错，贺子珍提议带毛毛去检查身体，结果“朱道来”的血型与贺子珍一致，这更使贺子珍确信朱道来就是她和毛泽东主席当年所生的毛毛。

刘少奇和周恩来也看了“朱道来”的照片，还将照片转给了毛泽东，毛主席仔细辨认后没有说什么肯定的意见，只说了“这孩子很像年轻时的毛泽覃”这样一句话。

正在事情要真相大白时，又节外生枝。曾经将“朱道来”接走居住的叫做“朱月倩”的女人，说“朱道来”是她和霍步青的儿子。朱月倩曾经前往瑞金，说“朱道来”是她和丈夫留在瑞金的儿子，所以将“朱道来”接到南京居住。华东局深感事情重大，因为这件事情不仅关系到革命后代的身份确认，还涉及到两个都是革命功臣的母亲的感情。华东局的领导同志反复权衡利弊，最后决定由办公厅主任赵尚志亲自来主持处理这件事情。赵尚志为人精干，处理事情很细致，他通过调查了解，逐步理清了“朱道来”身份的谜团，但他仍不肯轻易下结论。

这天，赵尚志走进了上海市溧阳路上那座静悄悄的洋楼庭院。此时，贺子珍已将“朱道来”当年的奶妈接到了上海，她将奶妈当作自己的亲姊妹和贵宾。赵尚志请奶妈谈谈事情的原委，当询问她“这孩子究竟是谁的”时，奶妈竟毫不犹豫地回答：“孩子是毛主席的呀。”这个回答推翻了赵尚志原先的判断，从而增加了解决问题的复杂性。

事情进入到僵持阶段，赵尚志见问题一时不能解决，便打电报给江西省省长邵式平，请求当地政府协助做进一步调查。民政厅朱厅长当即派负责调查了解的干部王家珍，将江西方面的调查材料寄给了华东局。几乎所有的材料都证明：“朱道来”就是贺子珍的孩子。甚至还有一份瑞金县叶坪乡群众的联合签名，证实“朱道来”的生母系贺子珍，“朱道来”的小名是“小毛”。还有人提到一件小棉袄，说那是贺子珍亲手缝制的，如今小棉袄还在朱盛苔家中。赵尚志感到束手无策了，只好将问题上交，便带着黄月英和“朱道来”前往北京，希望通过中组部，来解决孩子的归属问题。同“朱道来”、黄月英一同进京的还有王家珍，他们一行几个人作为中组部的客人，住进了招待所。在此期间，邓颖超、帅孟奇、康克清以及曾碧琦（古柏的夫人）、钱希钧（毛泽民的夫人）等“妈妈”们更是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多次同孩子谈心，关心他的成长。

周恩来将这一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主席听后果断地说：“不管是谁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为了不伤害两个母亲的心，也为了孩子能安心学习，中组部决定“朱道来”既不返回南京朱月倩身边，也不回到上海贺子珍身边，而是将孩子留在北京读书，并由中组部副部长帅孟奇负责照顾“朱道来”的日常生活。当时，帅孟奇和邓颖超等人的家里都收养了一批烈士的遗孤或是革命者的后代。

后来，“朱道来”被安排在北京师大南二附中（即后来的101中学）读书，许多革命先辈、先烈的子弟都在这里就读。“朱道来”十分珍惜这个学习机会，学习很努力，门门功课都居上游。后来，“朱道来”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了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国防科研单位工作。1971年11月，“朱道来”被诊断出“肝癌晚期”，同年12月，因抢救无效，在南京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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