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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觉哉的家风

2020-9-14 0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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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觉哉与在湖南老家的原配妻子何敦秀育有4男3女，参加革命后和女红军战士王定国育有5男2女，加上后来代抚养的侄儿女、孙儿女们，不下三四十人。谢觉哉在处理家事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家风，值得每一位共产党员学习。

理智处理与老家妻子和家庭的关系

谢觉哉1884年生于湖南宁乡，是清朝的末代秀才。1899年，15岁的谢觉哉与长他5岁的何敦秀结婚，这是中国农村典型的传统婚姻。何敦秀出身中医世家，父亲是前清举人，家教敦厚。谢觉哉参加革命后，颠沛流离，出生入死，家里生活就完全靠30亩水田。尽管家里遭到敌人的多次迫害，但何敦秀仍旧顽强支撑着。

1937年春，到延安后的谢觉哉首次给何敦秀写信，赞她是位“不平凡的女子”，并流露出对于自己在外参加革命、无法照顾妻子的愧疚之情：“家庭生活儿女婚嫁的事，我从来没有管过，现在更来不及管。这副繁重的担子，压在你的肩上，已把你压老了吧！我呢，连物质上给你的帮助，都很少很少，这是对不起你的事！”谢觉哉坦言：“……可惜得很，我虽敬爱你，却不能喊你做同志，因为社会制度的原因，使得我俩的精神隔离开了，因而也把我俩的形体隔离开了”。在信中，谢觉哉用一首五言长诗表现了自己的革命信念：“家乡时入梦，风景依稀中。园韭绿如褥，庭松苍似龙。稚子已逾冠，雏孙正应门。别离何足惜，贵不负初衷。国破家宁在，貌衰心尚童。偶因朔风便，一纸当告存。”

不久，在组织的安排下，谢觉哉、王定国在兰州举行了婚礼。1939年何敦秀60大寿之际，谢觉哉写信给她祝寿，工工整整的蝇头小楷写满了4张大纸：“四十一年前的秋天，我和你结婚了，那天，不记得谁在房里唱‘送子’，我的外公拉我进去，说是什么‘大事’。现在我俩的孙男女都已十多岁了，你看时间过得多么快！”

新中国成立后，何敦秀多次要求进北京，谢老难以答应这个要求。在谢老看来，战争阻隔、革命需要已经使得前一段婚姻归于终结了。在何敦秀提出进京要求后，他先是不予回答，待她由生气转而冷静些之后，再从多个方面慢慢开导她。1951年9月，谢觉哉给何敦秀写去最后一封亲笔信，针对她提出要来北京的要求，明确表示：“我的意见，你不来北京为好，理由如下：第一，我们离开了二十多年，我在外又有了家。你如来，很不好处置，要发生纠纷。现是新世界，和旧世界不一样。你我都是上七十的人了，经不起烦恼，对我不好，对你也不好……第二，经过了一年，家乡当已知道我是在做‘工’，而不是在做‘官’。共产党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不能多拿一个钱，他的生活不能比一般人高。第三，你现在的眼睛，不要望着我，要望着孙子们，他们才是有前途的。我们的希望就是后代。第四，我快七十了，我的先辈、家人都没活上六十的。你如记及我，当作我早已死了就是。第五，我们不是再不能见面了。我并非下决心不回湖南。不过要有事才能回，因为我们是以身许国的共产党人。第六，晚辈和亲戚都说到生活困难，我都不能给他们满意的答复。国家有政策，能做事的有事做，孩子读书有公费。应该看清楚些，体会着新世界的事物。”谢觉哉理智、平和地处理了新社会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下的家庭关系。

给儿子谢放的十二字勉励词

1937年抗战爆发后，在湖南老家的二儿子谢放，带上大哥卖掉一只母猪换来的盘缠，只身离开了老家前往延安。谢老感到特别高兴，并且告诫谢放说：“来延安不是为了挣钱养家，而是要下定决心干一辈子革命，要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谢放刚开始不但适应不了陕北的生活习惯，而且对严明的纪律和要求也都缺乏认识。谢放对父亲说：“环境和生活条件都不如我想象的，怎么办？谁知真正干革命有这么难。”谢老严肃地说：“你要经常保持积极性，阻力、不谅解、碰钉子是对你的磨练。革命没有顺利的事，很顺利又何必要你呢？”谢老又说：“宴安、享乐，没有人来责备，环境顺利是消蚀积极性的，这在无远见与无修养之人，容易被卷进去。”谢老还说：“革命是考验人的。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主要不是看嘴上的表白，而要看实际行动。你现在还不能说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但要经受艰难环境的考验，而且要到生死关头去考验。并且还不能只考验一次，革命天天都在考验人。”接着，谢老回忆起长征时的战斗生活，告诉谢放要向长征路上英勇牺牲的同志学习，要向那些经过长征考验、现在还在继续流血流汗的同志学习。

1944年10月，党中央决定由王震、王首道率领359旅一部和中央机关部分干部，从延安出发南下开辟湖湘革命根据地。谢放感到这是父亲常说的“到生死关头去考验”的极好机会，便一面向自己的领导提出要求，一面请父亲写推荐信。谢老完全支持儿子的行动，上级也批准了谢放的请求。临行前，谢老满怀深情地在谢放的手册上题了12个字：“不惧，会想，能群，守纪，勤学，强身。”

南下大军由延安出发后，战斗频繁，艰险备尝，而谢放也经受了实际斗争的考验。1945年国共“双十”协定后，谢老从一个领导同志的口中知道了谢放的情况，高兴地给谢放写来了信和诗。诗说：“念尔征途远，经年未得书。初投班子笔，曾绝太真据。饥病一呼起，枪囊万里俱。这番经历后，甘苦竟何如。”

1946年初夏，当南下大军从中原突围返回延安时，几乎每天都要作战。谢放和战友们一道凭着红心铁脚板，夜行昼伏，终于在9月回到了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总结会上，王震司令员说：“谢老的儿子始终没有退缩。”谢老听了，知道谢放真正有进步，欣慰之中赋诗作勉：“历时二十二个月，走路一万几千里。喜你过家没通信，亦未中途离战营。险阻备尝识真伪，真理跟前看死生。这番经历应珍视，困学同时更勉行。”

常求有利别人不求有利自己

1962年，谢老语重心长地对子女们说：“有这样两句唐诗：‘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体钱’。诗中的第一句倒有点像我的现在了。人老了，身体不健康，应该退休还乡了。现在人民还有不能安生的，我们每月却领高工资，这都是人民身上来的，因而不能不有点惭愧。”

谢觉哉有句名言：“常求有利别人，不求有利自己。”这在他的家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1962年3月8日《致儿女》的家书中，谢觉哉以自己和王定国的经历告诫儿女们“不论吃的、住的、穿的好坏都是比较出来的。我们要看过去，看别人”。他谆谆教导子女：“要工作在先享受在后，当广大人民还十分困难的时候，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应该感到不安，而绝不应该感到不足。”

谢老教育子女一定要艰苦朴素，想到人民。有一次，谢老的一个儿子上街没有买到皮鞋，回到家里便埋怨国家生产皮鞋太少，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谢老在家信中说：“我记得一九三七年党派我去兰州国民党统治区搞统战工作，公家给我买了一双皮鞋。到北京为了接待外宾，才买第二双，那时我已快七十岁了。你们小小年纪就穿皮鞋，且已穿过不止一双。我国出产皮鞋并不多，皮鞋供应怎能不紧张！”谢老还说：“我们是艰苦中来的，现在还有成千成万的人吃不饱、穿不暖。有的一家住在一间房子里，农村中老百姓有的吃不到油，城市居民也只能供应三五两油。我们要多想想他们，要尽快改变这种状况才行。”还有一次，谢觉哉的一个女儿请人代买火车票，由于没有沟通好而买重了。谢老批评女儿说：“是我有警卫员害了你们，害了你们连车站的门向东向西和买票的排队情况都不知道。”组织上分配给他的小汽车，凡是为私事动用的，谢老每次都付了车费。谢老对王定国说：“你外出也不能动用我的车，只能在我因公外出时搭车。”

为使子女永远不脱离劳动和群众，谢老多次提醒子女要向本单位领导争取多下基层锻炼的机会。谢老听说要组织人下农村，就特地把50多岁的谢放叫到身边，对他说：“你虽是农村长大，又经过了战争环境的考验，但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这些年来，你常住城市、机关，这样不好，况且也五十多了，今后下去的机会可能更少了。这次需要人下去，你无论如何要争取去干一年，要同战争年代一样，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样对保持革命晚节有好处。”谢放遵照父亲的叮嘱，到河北省衡水地区锻炼了一年。

部长的儿子在老家务农

谢老要求自己极其严格。他第一次去旧居，湖南宁乡县委考虑他家里客人多，计划安排一个厨师帮助照顾生活，谢老当即婉言拒绝，并说饭菜要像平日一样，要家里人自己办。那时农村里供应油、肉有一些紧张，谢老嘱咐在家务农的儿子“不要去排队为我买油买肉”，“没油菜也可以吃，只要有盐就行了”，“农民吃什么我也吃什么”。他还要求县委对他不要有任何特殊。

1949年10月，谢觉哉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长的消息传到偏僻的家乡后，乡亲们认为是穷山沟里出了个大官，家里人也都想着去北京找个好差事。谢觉哉对此都给予了回绝，他回信道：“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湖南方言，指不挣钱的官），‘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危为安”。谢觉哉还在信中写下一首诗：“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谢觉哉同村的雇农），起得早来睡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

对其子女和亲属，谢老同样要求极其严格。当时在湖南宁乡的儿子谢子谷到北京要求他安排工作。谢老说：“全国刚刚解放，下头更需要人，你有文化，还是回家乡去工作好。”最后谢子谷遵照谢老的嘱咐，回到县里献身于党的教育事业。谢老在家务农的儿子谢廉伯也提出过工作要求，谢老给他的答复是：“作田人还是要的。”他有很多亲戚在家务农，谢老从没有出面为他们安排过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谢老的一个妹夫写信要求帮助安排工作，谢老一直没有应允。妹夫后来又当面提出，谢老幽默地答复说：“你要我安排你的工作，除非我回来当老百姓，你来当部长。”

1963年冬，谢老旧居附近一块山上的树木很快就要被人乱砍光了，谢老的一个儿媳和一个孙媳也砍了几株。公社考虑到种种原因，对她们经过批评教育后，决定不按乱砍滥伐的性质处理。谢老知道后，非常生气，立即指出：“我的儿媳、孙媳违章砍树，应同样按乱砍滥伐处理，要没收，要罚款，并要她们在社员代表会上检讨，不只检讨一次，还要检讨无数次，一直检讨到他们栽的树长到一两丈高，群众不要他们检讨时，才不检讨。”为了这事，谢老又把在家乡工作的儿子、孙子叫到北京，要他们带着检讨书和罚款，从生产队一直检讨到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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