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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祖国奏凯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的历程故事
2020-8-13 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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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坐落在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的一个普通院落内，这是一支神秘的部队，也很少有人知道这支部队背后的故事。
一
1947年10月，晋察冀军区野战兵团在清风店打了个大胜仗，歼灭了国民党第三军主力并俘虏了该军军长罗历戎。罗历戎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被俘后见到曾在黄埔军校担任过教官的聂荣臻说：“我人也被打散了，枪也被缴获了，就剩下一个军乐队了，算是送给老师的见面礼吧。”
当时任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乐队队长的罗浪闻讯后非常惊喜，他找到上级请求说，把军乐队留下来吧，千万不要遣散，将来可能会派上用场。
几天后，聂荣臻指示华北军区宣传部副部长张致祥：“尽快将国民党第三军的军乐队收容过来。”于是，张致祥来到抗敌剧社对罗浪说：“赶紧带人把国民党第三军军乐队收容过来，以此为基础，成立我们自己的军乐队。”罗浪领受任务，带着几个人历时半个多月，在保定、高碑店一带找到当时所有军乐队的队员。经调查政审，最后留下了40人，再加上抗敌剧社音乐队原有的十多人，经聂荣臻司令员批准，改编为华北军区军乐队。紧接着，罗浪又到石家庄军校青年训练营挑选了40多人并收编了北平警察局军乐队。罗浪回忆说：“新成立的这支军乐队可谓来自‘五湖四海’，有解放军的宣传骨干，有起义投诚的旧军人，有收编过来的北平旧警察等，使用的乐器更是五花八门，大多是缴获来的。”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华北军乐队进入北平。每天清晨，军乐队跑步到东单广场进行练习，在返回驻地的路上会演奏进行曲，故常常引来市民驻足观看。
二
1949年8月，由华北军区军乐队、20兵团军乐队、坦克师军乐队、北平公安总队军乐队组成了联合军乐队，在北苑开始了集训，为新中国的开国庆典做准备。
此时第一届新政协会议召开在即，开国大典筹备工作也在有序地进行中。那么在将要到来的那个伟大历史时刻应该用什么乐曲呢？有人主张按老规矩办，采用旧军队阅兵时用过的德国乐曲；有人则主张“一边倒”，全部采用“老大哥”苏联的乐曲。但罗浪认为：新中国的开国庆典，应该用我们自己的乐曲，并提出采用经过改编的我军的某些革命歌曲。阅兵副总指挥杨成武指示罗浪连夜起草一份报告并列上了曲目，上报中央军委。聂荣臻看过上报曲目后批示道：“同意用我们军队自己的曲子，请五大书记审阅”。于是，毛泽东首先挥笔写下了“以我为主，以我国为主”几个大字，周恩来则批阅道：“同意主席的意见”。
罗浪所建议采用的这些曲目是：《东方红》《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等。于是，一套以解放区流行的歌曲为主，其中穿插了《骑兵进行曲》《炮兵进行曲》《战车进行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为主旋律的开国大典军乐曲诞生了。
1949年9月21日下午，军乐队来到中南海，担任新政协开幕式的演奏。会议开始前，乐队在怀仁堂门前用《英雄赞》等乐曲把代表们迎进会场。晚7时整，大会开幕，乐队在54门礼炮齐放28响的同时，演奏了《解放军进行曲》。毛主席在热烈的掌声中致开幕词。会议结束后，乐队又迅速赶到天安门广场南端，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毛泽东在深沉的暮色里宣读了碑文后，率各界代表挥锹为纪念碑奠基，在此同时，军乐声在广场上空久久回荡。
三
1949年9月27日，代国歌最后确定为《义勇军进行曲》，军乐队29日接到通知后，连夜修改“国歌”演奏程序，投入到了紧张的排练之中。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拉开了序幕。200人的军乐队面向天安门城楼，站成了两个方队。此时，毛泽东和开国元勋们沿着城楼西侧的古砖梯道，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
当时还没有报话机这类设备，为了使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和乐队演奏一致，在排练时，典礼指挥张致祥想出一个办法：挥动一块小红绸子在城墙上向罗浪发出信号。14时50分，当毛主席和其他首长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张致祥立即向乐队挥起了红绸子，军乐队马上奏响了《东方红》乐曲。15时整，大典司仪林伯渠宣布庆典开始。但在宣布“升国旗”“鸣礼炮”后，却忘了宣布“奏国歌”。毛主席的话音刚落，罗浪就准备指挥军乐队演奏，但却未听到司仪发布命令，等了大约半分钟后，罗浪按预定的程序，果断地指挥军乐队奏起了国歌，天安门广场上顿时欢声雷动。司仪紧接着宣布阅兵式开始，军乐队奏响了雄壮的《解放军进行曲》。值得庆幸的是，虽然排练时间非常短，但在开国庆典上，200人的演奏竟没有错一个音符。
四
1950年国庆一周年庆典中，当军乐队整齐的方队一边演奏一边正步通过天安门时，毛泽东用他那浓重的湘音喊出了“军乐团万岁！”表达了他的喜爱和鼓励。典礼过后，毛泽东说：“我们国家这么大，天安门这么大，就应该用千人的军乐团才能相适应。”
聂荣臻领受了组建千人军乐团的任务，具体筹建工作由华北军区政治部负责，罗浪、王建中，白森林、朱为流、靳明启5人组成了筹备小组。1952年7月10日，千人军乐团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罗浪任团长，王建中任副团长，白森林为政委，朱为流为副政委，下设一个演奏水平较高的直属大队和5个学员大队。
1954年和1957年，民主德国柏林警察乐团音乐总监、指挥家考夫曼两次来华讲学，使我国军乐界的眼界大开，启迪良多。接着以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为题，创作并演出了一大批大中型管乐交响乐作品，这些乐曲不仅在音乐界引起了震动，也把中国的军乐艺术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上世纪50年代后期，在外交活动中有一个中国特色的惯例：凡涉外招待会和外国元首来访的欢迎宴会，都由军乐团伴奏，演奏的中外乐曲要各占一定比重，因现成的乐谱极少，多数要由军乐团的作曲家们自己创作，为此积累了大量中国版的外国管乐合奏曲，典礼用曲和用于音乐会的交响化器乐作品。
五
1972年2月21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尼克松总统。悠扬的乐曲让正在和周恩来交谈的尼克松突然停住了话语，他把目光投向了乐队，原来乐队正在演奏的是来自尼克松家乡的乐曲：《美丽的阿美利加》《牧场上的家》和《火鸡在草堆里》。周总理见状便亲笔书写了一张字条：“请乐队把3首美国乐曲再演奏一遍。”
过后，尼克松在答谢宴会的祝酒词中说：“我不仅要特别赞扬那些准备了这次盛大宴会的人，而且还要赞扬那些给我们演奏了如此美妙音乐的演奏家们。我在外国从来没有听到过演奏得这么好的美国音乐。”在宴会即将结束的时候，尼克松总统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专门来到乐队前表示感谢。
这一事件的亲历者——已经退休的指挥程义明回忆说：“当时上级领导非常重视这次活动，我们接受任务时，按照国家下达的指示本着不卑不亢的精神来演奏。我们从团里两个乐队中集中了一些业务骨干组成了一支优秀的乐队，先将要演奏的乐曲拿到中央乐团创作室写成钢琴谱，再拿到军乐团创作室配成管乐谱。我们从训练的每一次试奏到最后的验收，都特别邀请了军乐团之外的专家来审查以保证演奏的质量。由于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充分，才使得我们的演奏获得了如此成功。”
六
1997年6月30日，香港回归祖国的交接仪式就要在香港会展中心隆重举行。23时59分，人们的目光都聚焦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7月1日零时零分零秒，第一个音符划空而出，小号以它特有的高亢、嘹亮声奏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现任军乐团艺术总监于海始终认为：指挥和演奏国歌，准确性始终是第一位的，从时间上讲，半秒也不能差。国旗是在电脑控制的46秒内上升到30米高的旗杆顶部，乐队也必须在46秒内准确无误地奏完《国歌》。1989年，于海担任国庆40周年大型乐团指挥，在天安门广场指挥20万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90年，他担任第11届北京亚运会开幕式大型军乐表演指挥。1999年和2009年，于海作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指挥了天安门广场10万学生和千人军乐团的演唱和演奏。
七
1993年12月2日下午，在欢迎来访的乌拉圭总统的仪式上，当于海指挥演奏完乌拉圭国歌后准备演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那一刻，来宾队伍中突然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当时他愣住了，因为他从来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他赶忙示意乐队暂停，待来宾欢呼停止后，乐队又奏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事后，一位乌拉圭来宾对于海说，由于乌拉圭国歌是世界上最长的国歌之一，在外交场合，很多国家的乐队常常只是演奏其中的一部分，没想到中国的乐队这样完整、准确地演奏了全曲，这是中国人民对乌拉圭人民最大的尊重。
世界上最短的国歌要算是巴林的国歌了，仅有短短的7个音符。有人说巴林的国歌想唱都唱不出来，因为你根本无法填写歌词。但乐团对此却非常认真，就是这短短的7个音符，军乐团的每一位演奏员也丝毫不能松懈，依旧要准确无误的演奏完毕。
有评论说，于海手中的那根指挥棒虽然短小，但一棒重千斤，所以有时有些外国元首也忍不住要接过这根指挥棒来“比划”几下。于海说，他的这根指挥棒曾经被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布莱尔等5位外国元首“比划”过。
1983年12月15日晚，在欢迎西哈努克亲王的盛大宴会上，于海指挥演奏了由亲王作词谱曲的《怀念中国》。演奏完毕，西哈努克亲王激动地手持酒杯来到于海面前，紧紧地握着于海的手说：“你们演奏得太出色了，把我创作歌曲时的内心感情完全表达出来了！”从那以后，于海多次指挥乐队为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演奏。每次演奏之后，亲王都要向他祝酒。
在每一次演奏中，军乐团都以精湛的技艺和良好的艺术修养赢得外宾的高度赞誉，从而使音乐成为了国家外交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侯斌生于1929年2月6日，1949年8月参加革命。1950年在西北青年干部学校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毕业后分配到商南城关区任团工委书记，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至1955年任共青团商南县委员会副书记、组织部长、书记。1955年至19...
文·图/艾绳根艾绳根，1933年生于陕西省榆林市镇川堡。曾在镇川小学、中学和米脂县中学读书。1947年参加革命，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甘宁晋绥边区绥德分区警备2旅、西北独立1师、军委坦克3师、坦克学校任文化教员、参谋、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