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秦论》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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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秦论》之“过”

2020-8-19 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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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的《过秦论》作为古典名篇，流传两千余年而好评不断。其论秦之“过”，大多被后人归结为“仁义不施”。金圣叹说“秦过只是末句‘仁义不施’一语便断尽”。吴楚材也持同样的观点。同是清代学者的姚鼐说的稍有不同：“秦之过，止在结语‘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两句。”

《过秦论》有上中下三篇，上篇最被看重，这三位清代学者说的“末句”或“结语”，都在《过秦论》上篇之末，原话是“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金圣叹与吴楚材将“攻守之势异”合到“仁义不施”中去也未尝不可，姚鼐把它单列出来更符合作者原意。贾谊对“攻守之势异”有具体诠释：“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也就是说，秦统一天下之后，不知“攻守之势”当异，没有及时转换施政方略，让饱经战乱之苦的百姓休养生息。南宋的真德秀注意到贾谊说的“攻守之势异也”，说“陆贾有逆取顺守之言，而（贾）谊亦为攻守异势之说”，并具体化为“权谋以取，仁义以守”，他说贾谊之学“杂于申韩”，是就“权谋以取”而言的。贾谊说的这两点都很贴切也都很到位。别的不说，只是征发徒刑七十余万人去建阿房宫与筑骊山墓这一条，就可见秦之“仁义不施”了，不但劳役税赋繁重，而且严刑苛法惨烈。这就难怪，陈涉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

在贾谊的《过秦论》中，秦之“过”还有一条。贾谊说：“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此处说的“殷、周之迹”，该是“分封制”而不是“仁义”。因为“仁义”二字，并非夏、商、周三代都能贯穿始终的，夏有桀，殷有纣，周有幽、厉，总不能说像周厉王这样的“淫骄之主”，也都很有“仁义”之心吧。贾谊的意思很明白，周室“功业长久”，因为有分封各地的诸侯维护。贾谊又说：“周王序得其道，千余载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能长。由是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此处所说的“周王序”，就是周制，就是根据宗法制和分封制形成的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宗室贵族组成的金字塔式等级制统治模式。他还把不能“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作为秦二世胡亥的重要过失。贾谊将秦“不能长”归结于“仁义不施”没错，但归结于秦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却是错位的。而且，所谓的周长与秦短也还得另说。说周“千余载不绝”（一般称周有八百年天下），其实早已礼崩乐坏，苟延残喘，至少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形同虚设，其影响与实力，都不如秦始皇前已有五六百年历史的秦国。

贾谊写《过秦论》时，显然没有像他写《治安策》时那样感受到诸侯势力尾大不掉对西汉皇朝的威胁。异姓诸侯的谋反暂且不说，同姓诸侯的谋反，在贾谊之时已有汉文帝的同胞兄弟淮南王刘长和亲侄子济北王刘兴居两例，吴王刘濞也因抗拒朝廷法令而被告发。而且那个时候，“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他们都长大了呢？倘若不及时采取措施，必将“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这是贾谊之忧。但那时候，他能看到的也只是被分封的诸侯王势力过大，没有追溯到其根源就在于分封制本身，他能够想到的对策，也仅仅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使中央政权能像身体支配肢体那样地支配诸侯，他甚至还指望汉文帝分封自己的子孙来安定天下呢！汉承秦制，是经历过一番挫折与教训方才确立的，贾谊写《过秦论》时，仍认同周的分封制，而将秦之郡县制视为“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

贾谊的《过秦论》，也分别说到秦始皇、秦二世以及子婴三代帝王之“过”。

说秦始皇之过，是题中应有之义。秦之“过”，首先就是秦始皇之过。“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这句话，首先就得由秦始皇来承担。秦之所以能够“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按贾谊的说法，是“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在我看来，这一切均可以一言蔽之，就是百姓苦于战乱，渴望统一。然而渴望统一的百姓，在秦统一天下之后，未能安居乐业，他们苦于严刑苛法以及繁重的劳役赋税。这是秦始皇最大的过失。

对于秦二世之“过”，贾谊亦有专门论述。他先假设：倘若秦二世能“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那么，“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惟恐有变”。除了前面说的“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这假设非常理想化，却也非常现实，因为“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劳民之易为仁”。但将这个假设用在胡亥头上，又十分荒唐，他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选。胡亥是在赵高主谋的“沙丘事变”中上位的，始终都在赵高的操纵之下，最后又被赵高置于死地。“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这一切乃是情理中事。连参与了沙丘之谋的李斯，在秦室将倾之时，与冯去疾、冯劫一起进言“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也被赵高与胡亥腰斩于市且夷三族。如果贾谊假设的是扶苏，或许要靠谱得多。就凭扶苏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能直言相谏，说“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资治通鉴·秦纪二》），我就敢说，倘若没有“沙丘之变”，秦“二世而亡”的悲剧未必就会出现。扶苏不可能受赵高之流的摆布，也不会滥杀无辜，倒完全有可能在他即位之后，力纠秦始皇时滥用民力滥施刑罚的恶劣倾向。何况，直到秦始皇去世，压死秦皇朝的最后一根稻草也尚未出现。即使子婴即位，也会比胡亥这个白痴皇帝来得强。

关于子婴之“过”，贾谊是这样说的：“子婴立，遂不悟。借使子婴有庸主之材而仅得中佐，山东虽乱，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宜未绝也。”对于贾谊此说，后汉班固不以为然，他说：“秦之积衰，天下土崩瓦解，虽有同旦之材，无所复陈其巧，而以责一日之孤，误哉！俗传秦始皇起罪恶，胡亥极，得其理矣，复责小子，云其地可以全，所谓不通事变者也。”子婴这个皇帝，原是赵高拿来玩弄权术的产物，能够辅佐他的宗室与旧臣几乎都已被赵高与胡亥杀之殆尽，连他自己的小命也掌控在赵高之手，他能在那种险恶处境中有所作为，铲除“滑臣”，足见其智其勇。所以，班固又说：“吾读《秦纪》，至于子婴车裂赵高，未尝不健其决，怜其志。婴生死之义备矣。”

贾谊又说：“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在贾谊看来，秦始皇，秦二世以及子婴，都在“不仁”之列。使我感到不解的，是子婴何尝“失道”？“忠臣不谏，智士不谋”，又怎能让子婴去承担责任？子婴为臣，曾以“赵王迁杀李牧而用颜聚，齐王建杀其故世忠臣而用后胜”导致亡国为鉴，直谏胡亥杀蒙恬蒙毅兄弟：“蒙氏，秦之大臣谋士也，而陛下欲一旦弃去之。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资治通鉴·秦纪二》）子婴为君，明知自己的险恶处境，却能以静制动，即使在位短短几十天的时间之内仅有诛灭赵高一事，也足以无悔此生。

在贾谊说的“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一语中，“身死人手”说的是谁？秦始皇是病死的，秦二世是自杀的，“身死人手”是专说子婴的。子婴出降，乃是审时度势的选择。大厦将倾，独木难支。他既无回天之力，投降便是减少双方伤亡的明智之举。“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乃是无道之行，故使“秦民大失望”，（《资治通鉴·汉纪一》）子婴“身死人手”，可为天下叹息，却不可“为天下笑”。贾谊所言，近乎胡言乱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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