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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城,军事以外的无量功德
2020-8-19 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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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军事防御工程,它并非简单孤立的一线城墙,而是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把长城沿线的隘口、军堡、关城和军事重镇连接成一张严密的网,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军堡、关城和军事重镇这个体系具有战斗、指挥、观察、通讯、隐蔽等多种功能,并配置有长驻军队的点线结合防御工程整体。
长城所体现出的军事防御思想,在军事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长城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古代的整个军事发展同步前进,对于研究古代军事作战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长城的防御作用不是大部分人以为的“不被攻陷”,其真正的用处在于——入侵者或许能够集中兵力偶尔攻破一两个关口,闯入内地,但只要整段长城还驻守有强大的军队,入侵者就始终面临被阻击、伏击而无法回家的危险。尤其是,长城扼住了燕山和太行山北支各个交通要道,游牧民族的骑兵纵然破关而入,但只能对内地实施骚扰,而他们的后勤根本无法通过关口输送进来,故而无法在内地立足,从而动摇中华帝国的根基。癣疥之疾再重,也侵入不到膏肓,这是长城存在的根本意义。
存在了数千年的万里长城,不可能天天金戈铁马,刀光剑影,那么在漫长的和平日子里,长城除了军事作用还有什么用途?

民族融合
在文化方面,长城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上也起了重要作用。长城的修建和戍守,长城区域的争战,反而促使了中国古代汉族和十几个少数民族的广泛融合。
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南匈奴归汉,实现了中原农业区的华夏汉族与北方畜牧民族的汇合,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过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内蒙古阴山一带汉代城堡遗址的考古发现,说明汉与匈奴的和平往来,并没有完全被万里长城和军事堡垒所遮断。
唐代,唐太宗大破突厥军后,数十万降众居住在边境长城沿线一带,设置六个都督府,任命突厥人为都督。突厥人接受了汉族先进的经济和文化,进一步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
金元时期,雁门关外由起初的“不植桑榆不种麻”,到后来的“生民何处不桑麻”,正反映了这一历史发展的规律。明代在长城沿线开放“马市”,出现了汉蒙之间在经济上互相依存、渐趋融合的密切关系。
清代,长城的军事作用已然消失,全国一盘棋,那么关内关外如何实现消息互通、政令互达呢?这主要依赖于驿站。康熙三十二年,五路驿站设于长城关口,由理藩院管理。因此,在清朝中后期,长城关口就承担起了两地官方民间的消息传达的职能。
有清一代,国力日上,加以天下承平已久,人口越来越多,但土地就只有那么多,自然人心思变,而长城以北闲置的土地,就成了关内人垦荒的首选。一段时间里,“雁行”蔚然成风,所谓雁行,就是春夏出边耕种,秋冬回关内生活。当地政府对此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甚至提供些许便利。
总而言之,长城虽然是刀兵交错之地,四方争雄之处,但在一般人所不了解的背面,也有着和谐共处的面貌,一度承担起了促进民族融合的职责。

边带发展
自秦汉至明清,长城沿线的许多关口成为农、牧两大经济、文化系统民族交易的场所或中心,有的逐渐发展成为长城沿线的重要城镇。长城既保证了农业经济文化与畜牧业经济文化的正常发展,又为二者的交流和相互补充提供了场所和方便;同时还起着调解两种经济,使农、牧业经济朝着主辅相互配合的方向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在历史上,长城并不单纯起着将两种经济、文化分割开来的作用,还曾担负着将两种经济、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重任。
秦汉之时,历年累计投入长城戍边和劳役的兵民有近千万之众。秦始皇在修筑长城的同时,即着手加强边境地区的开发建设,揭开了屯田戍边、开发边区的序幕。汉代由于修筑长城的时间较长,经常有人提出移民实边的建议,这些建议先后被朝廷采纳接受并组织实施。移民和戍守长城的军人一起开垦荒地进行农耕,不但加速了边区的经济开发,节省了政府的大量军费开支,而且大大减少了戍边物资的长途运输之苦,并将华夏文化远播四方。

贸易功能
除此之外,长城其实还有着贸易功能。说是贸易,但实际上更像是今天高速公路上的收费站或者服务区。
在清代,民众出行需要领取票照,在经过长城关口时,要查验票照,顺便被守关军士揩一层油,再被朝廷抽一波税。当然,行商终究还是有利可图,所以众多关口就熙熙攘攘起来,人一多就容易形成集市,形成集市就自然会有贸易功能。1661年,也就是顺治十八年的时候,张家口就达到了“年税一万三千两”的程度。长城贸易之用,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长城关口的集市,经常还会迎来一些特殊的客人,这些客人就是藩部民众。清廷对此的态度基本上是开放的,“凡外藩各蒙古来贸易者,俱令驻于边口照常贸易,无得阻抑”。

文化意义
长城出现两千多年来,以长城为中心,南北文化的交流始终没有停止过。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修建赵长城,号召国人学习“胡服骑射”,进行南北文化交流。秦汉时期,长城南北文化出现了空前的对话与交流,在长城沿线发现的秦权、诏版,内蒙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单于和亲瓦当,还有闻名遐迩的昭君墓等,均是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见证。在长城地区的文化带里,遗留下来众多名胜古迹,诸如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万佛堂石窟等;元代居庸关云台,金代的卢沟桥以及金中都、元大都遗址与出土的文物等,都体现了文化交流的特点,同时也记载着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辉煌。
清代以后,长城在军事作用消退、文化精神作用不断增强的双向历史演进中,美学魅力日显明显,一方面不断地向世界展示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创造能力,另一方面也在展示人类的坚强意志和雄伟气魄。长城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而且也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全人类都将从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中得到益处。

侯斌生于1929年2月6日,1949年8月参加革命。1950年在西北青年干部学校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毕业后分配到商南城关区任团工委书记,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至1955年任共青团商南县委员会副书记、组织部长、书记。1955年至19...
文·图/艾绳根艾绳根,1933年生于陕西省榆林市镇川堡。曾在镇川小学、中学和米脂县中学读书。1947年参加革命,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甘宁晋绥边区绥德分区警备2旅、西北独立1师、军委坦克3师、坦克学校任文化教员、参谋、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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