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用兵与汉武帝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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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用兵与汉武帝有什么不同

2020-3-17 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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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刘洵用兵贵在一个慎字，这就是他与汉武帝刘彻用兵的根本区别。

连年征战，遭罪受苦的就是百姓。打仗要用兵，这兵都是百姓子弟；打仗要用钱，这钱就是百姓血汗；战事占用农时，百姓靠务农吃饭，最怕误了农时。汉武之时屡兴兵事，天下虚耗，百姓流离，出身民间的汉宣帝刘洵深知轻率动用边兵之祸害。公元前67年，刘洵即位六年后的冬季，他因地震下诏说：“朕既不德，不能附远，是以边境屯戍未息。今复饬兵重屯，久劳百姓，非所以绥天下也。其罢车骑将军（即张安世）、右将军（即霍禹）屯兵！”将这两支屯兵的部队撤了回来，以减轻百姓负担。同时下诏，未使用过的皇家池塘和禁苑借给贫苦百姓从事农耕生产，返回原籍的流民，由官府借给公田，贷给种子、粮食，免除他们的财产税和徭役，各郡、国的宫室、别馆，不要再进行修缮。可见，刘洵亲政之初，就将慎用边兵与关注民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当然，他能保持这种清醒，也离不开“贤良方正”和“直言极谏”之士的不断提醒与劝阻。

公元前64年，匈奴多次派兵袭击在车师屯田的汉人，企图并吞车师国。郑吉率领在渠犁屯田的汉兵七千余人前去救援，却被匈奴军队围困，郑吉派人向朝廷求援，希望增派屯田军队。刘洵与后将军赵充国等商议，打算乘匈奴国力衰弱的机会，出兵袭击匈奴西部地区，使其不能再骚扰西域各国。御史大夫魏相上书谏阻。他将用兵分为五种：“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务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他说，近来，匈奴曾向汉朝表明善意，掳掠到的汉朝百姓马上就将他们送回，未曾侵略汉之边境。虽图车师屯田，却不足介意。于是提出：“今闻诸将军欲兴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魏相还提出各郡、国治理的诸多问题，包括官吏不廉、风俗不正、灾害不断、边郡困乏等等，用孔子的话“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劝告刘洵，请他分清轻重缓急。刘洵接受了魏相的劝告，只派常惠率领张掖、酒泉的骑兵前往车师，接郑吉及其所率将士还回渠犁，立前车师国太子军宿为王，将车师百姓迁徙去渠犁居住，任命郑吉为卫司马，负责鄯善以西地区的安全。

公元前61年，因为骑都尉义渠安国召集先零部落首领三十余人，将其中最为桀骜狡诈者全都杀死，又纵兵袭击先零人，斩首一千余级，导致已经归附汉朝的各羌人部落和归义羌侯杨玉的愤怒怨恨，不再信任并臣服于汉朝，劫掠弱小民族，侵犯汉朝边塞，攻打城池，杀伤官吏。义渠安国防备羌人的二千骑兵遭羌人袭击，于是率兵撤退，奏闻朝廷。虽说是义渠安国处事不当，但毕竟人家已经大动干戈，一场战争已难避免。年逾古稀的老将赵充国主动请战，刘洵问：“将军度羌虏何如？当用几人？”充国回答：“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遥度，臣愿驰至金城（今甘肃兰州），图上方略。”于是朝廷“发兵诣金城，……遣充国将之，以击西羌。”

因为“兵难遥度”，赵充国的作战方略，是他到了金城之后上呈的。刘洵既没有以君命或圣旨遥控指挥，硬要赵充国不折不扣执行，也没有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由当甩手掌柜。他与刘洵书信往来不断，足见用兵之慎。

赵充国的方略归纳起来说，就是不搞全面出击，而行重点打击；不搞长途征讨，而搞屯兵守护；不以重兵相逼，而重分化招降。他先后五次上书，总旨是重谋略而轻拼杀。史书记载：“充国奏每上，（宣帝）辄下公卿议臣。”最初赞成赵氏意见的十有三人，以后十有五人，最后十有八人。宣帝诘问“前言不便者”，其中包括魏相，他们“皆顿首服”。宣帝于是回复赵充国，全盘肯定他的方略。如此这般，虽然没有付出很大的代价，却是大获全胜，使汉朝“信威并立”。于是，刘洵“诏罢兵，独充国留屯田”。

赵充国班师回朝后，郑吉接班。公元前60年，郑吉首任西域都护，“督察乌孙、康居等三十六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不可者诛伐之，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公元前54年，匈奴单于向汉朝称臣，派其弟右谷蠡王到长安来充当人质。汉朝因边塞地区没有了外族入侵的战事，便将屯戍兵卒减少十分之二。刘洵下诏表彰郑吉“抚循外蛮，宣明威信，功效茂著”，封他为安远侯。

真正平定西域的，当是汉宣帝而不是汉武帝，用班固的话说，就是“推亡固存，信威北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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