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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向“蘑菇云”

2020-2-18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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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进行核试验时，能参观核爆炸盛况的人，都要在远离爆心的安全距离之外并戴上10万倍的护目镜。但有一群人，却要在原子弹爆炸时，冒着核沾染的风险，驾驶飞机飞向原子弹爆炸时产生的“蘑菇云”进行“取样”。取得样品后，再经过有关科研机构的仪器分析，可以准确评价核爆炸当量和冲击波大小、光辐射强度以及放射性沾染能量的释放效果。

用飞机穿越“蘑菇云”取得的样品，杂质最少，纯度最高。但飞机取样穿云进入过早，“蘑菇云”还未完全形成，冲击波能量正在释放中，扰动气浪强、热度高、涡流大，有可能造成机毁人亡；穿云进入过晚，蘑菇烟云逐渐散开，虽然安全系数增大，但取得的样品能量不够、质量差，难以达到核爆炸试验剂量的收集标准。考虑到安全问题，国外取样都用无人机。开始我国没有无人机，只能由飞行员驾机取样。执行取样任务前，许多飞行员都像战争年代上战场一样，做了牺牲的准备，有的交了“最后一次党费”，有的写了遗书。

在飞机取样的同时，还有其它手段取样。比如地面盘取样、火炮取样、火箭取样等。地面盘取样是在原子弹试验时，在试验场区的地面上布设许多取样盘接收从“蘑菇云”中沉降下来的放射性粒子。火炮取样是用122加农炮向“蘑菇云”发射直径为45厘米的白色降落伞，采集云中的放射性粒子。火炮取样虽然简单易行，但不能满足防化分析的更高要求。1966年5月，在我国第三次核试验即第二次空爆试验后就不再使用。我国从第一次氢弹试验开始，即使用“和平二号”固体火箭取样。但之前主要依靠飞机穿过“蘑菇云”取样。

马兰村场站是1960年专为核试验而建立的一个场站，拥有马兰、开屏两个机场。马兰村场站1963年前隶属于国防科委21试验基地，1963年转隶空军。我从1968年起在这个场站服役18年半，基本参与了这期间的所有核试验，见证、参与保障了1968年后的各次核试验的投弹和穿云取样工作。1985年马兰村场站转隶航空兵37师，我又先后任该师110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和不少参加过穿云取样的同志有共事之谊。

伊尔12、伊尔14运输机穿云取样

1964年10月16日，我国首次核试验（塔爆）成功。担任穿越“蘑菇云”取样任务的是一架伊尔-12运输机（03号），机组有机长郭洪礼、副驾驶李传森、领航长季献康、领航员张连芳、通迅主任王景海、空中机械师耿君等。取样飞机携带两个苏制138取样器实施取样。飞机由开屏机场起飞，上升到7000米平飞两次穿过“蘑菇云”。16时26分完成任务，在开屏机场落地，投下取样器。两个多小时后，在场的另一架伊尔14运输机起飞，将样品送往北京进行分析化验。分析结果表明，这是一次成功的核爆炸。

1965年5月14日，空36师李源一、于福海机组驾苏制杜16（4251号）轰炸机，成功完成我国第一次空爆原子弹试验。取样飞机是各携带两个210型取样器的两架伊尔14（14512号、14501号）。飞机在8300米高度穿越蘑菇云，两分钟后再次穿越，圆满完成任务。

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四次核试验—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这是我国进行的唯一一次两弹结合的核试验。两架伊尔14飞机进行取样，这是我国最后一次用运输机取样，以后的核试验取样均由歼击机承担。

歼击机穿云取样

1966年5月9日，我国第三次核试验。新闻公报特意指出这是一颗含有热核材料的原子弹，说明中国已经向氢弹进军了。这次试验，空14师出动了9架歼6飞机，在爆后30分到70分钟之内实施取样。这是我国第一次用歼击机和第一次用09—1型取样器采集烟云样品，标志着我国的飞机取样取得了重大进步。

1967年6月17日，空36师108大队政委徐克江机组驾轰六甲型轰炸机（代号726）第一次空投氢弹试验成功。空6师16大队三中队6架歼六飞机分4批参加了空中取样，同时首次使用固体火箭取样。同年12月24日，空投核裂变试验成功，空6师4架歼六飞机参加了空中取样。

1968年12月27日，我国进行了第一颗使用钚的热核试验，空10师出动轰五4架（主1备3）实施空投，取样由空24师出动10架歼六完成。1969年9月29日和1970年10月14日，还进行了空投氢弹试验。

从1971年开始，穿云取样的任务由空军航空兵第37师的109团、111团分别担任。109团驾歼六飞机参加穿云取样的先后有4批10人，111团驾歼六参加穿云取样的先后有4批15人。空军乌鲁木齐基地军史馆称他们为穿越核蘑菇云的25勇士。

1971年11月18日，含钚原子弹以塔爆形式爆炸。1972年1月7日，空5师的杨国祥团长驾强五K（11246号）强击机空投小型核武器试验。这次任务由于氢弹推进装置电路短路，投弹失败，成为世界核试验史上绝无仅有的带氢弹着陆的一出传奇故事。之后的5年中，还进行过4次核试验。

1976年9月26日，局部溶解“特殊核弹”试验，爆炸当量2万吨。111团飞行二大队副大队长宋占富、中队长张增荣、飞行员高国明参加穿云取样。这次试验中，还进行了我军唯一一次原子条件下的陆空联合演习——7601演习。总指挥是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空9军副军长郭子潭为空军前指（设在开屏机场）指挥员。空降兵15军、空36师、空37师、陆军4师等部队参演。109团的飞行副大队长李国英、飞行员陈敬海在原子弹爆炸前担任侦察蓝军阵地任务；爆炸后先起飞通过爆心航拍照相，再次起飞担任空中掩护地面红军突击蓝军阵地任务。任务在场期间，毛泽东主席逝世，故9月18日，空军试验指挥部组织在场的参试部队在马兰村场站露天广场举行了追悼大会。

1976年11月17日，我国最大当量500万吨氢弹空投试验。由于生成烟云的底高要超过17000米，一直使用的歼六飞机因其升限不够，改用歼七飞机取样。

使用无人机取样

实际上在1977年的那次空爆试验时，就进场了5架无人机，但那时只是做滑行试验，并未用于取样。

1979年进行21-715空爆任务时，第一次用无人机空中取样。9月13日空爆零时定为12点，由于核弹减速伞的引导伞技术上出了毛病，造成核弹“光弹”落地，未在空中爆炸(落地后化爆)，试验没有取得预定效果。取样原计划由两架无人机担任，第一架无人机在飞机投弹后按预定计划起飞了，但发生了失控，落在大漠深处。按试验指挥部要求，在空军开屏指挥所担任指挥员的空9军司令部杨振升副参谋长带领我和空一基地王康副主任、南航一名领导、基地作试处一名副处长和基地一名志愿兵司机乘米八直升机升空寻找无人机。记得第一次没有找到，第二次起飞在大漠深处找到了。经检查，由于沙漠沙层很厚，无人机完好无损（当时的无人机无起落架，机腹着地）。但无人机根本无法运出去，所以当场决定：由南航拆取飞机上的自动驾驶仪和几个重要部件后放弃回收。

1980年10月16日，进行了爆炸当量20万吨的我国第23次核试验，因是我国实际上的最后一次大气层核试验，故被称为罗布泊上空升起的最后一朵“蘑菇云”。取样用的是“长空1号”无人驾驶飞机，还最后一次使用了1979年备而未用的6枚“挺进-2号”火箭取样，都取得了圆满成功！

本来，我国还要在1985年进行一次空爆试验，代号21-717。参试部队从1984年10月初陆续进场，其中有轰六飞机两架、无人机3架、歼六飞机两架（模拟无人机飞行），要求11月中旬完成一切准备待命试验。但到1985年1月3日情况起了变化，外交部给中央打了报告，讲了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有8条不适宜搞空爆的理由。经总理、总书记、邓小平主席批示，中共中央决定不执行本次任务，今后也不再搞大气层核试验，转为只进行地下核试验。1996年7月29日，我国在成功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之后宣布：“暂停核试验”。1996年9月，我国政府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无私奉献的参试人员

每次核试验，都有无数参试人员的无私奉献。

飞机取样过程中，为了防止放射性烟云微粒进入座舱，要关闭供气开关飞行，座舱容易产生负压，机务人员要在本场或到马兰机场想方设法使座舱的密封性由原来不得低于90秒增加到3分钟以上。有的还要对飞机重新喷漆，以减少飞机表面细小缝隙进入放射性微粒。取样飞机到场后，要由马兰村场站定检中队和任务机组卸下原来的发动机，换上中队保管的专门取样用的发动机。再由中队高空取样组对飞机总挂部分进行简单改装，也就是在歼六飞机的火箭架位置加挂空中取样器。1970年，空12师由师长带领4架歼六飞机进入马兰机场担负取样任务时，场站高空取样组万云喜同志发现歼六飞机上没有火箭架便立即向在场的兰空工程部孟宪志助理报告，为此还惊动了空军现场总指挥兰空杨焕民司令员。杨司令当即决定，派专机让12师军械人员回去取火箭架来现装。原来12师这次到马兰，由于保密等原因，上级没有交代清楚，他们以为是出来打仗的（不需要带火箭架）。

因取样飞机要穿越“蘑菇云”，故飞行员要穿全身抗核服，把普通的氧气面罩改为歼七飞机用的密闭头盔，因此需要由高空取样组对飞机的供氧系统和供电系统进行必要的改动，对头盔进行清洗、检测，对飞行员配戴密闭头盔方法进行训练和帮助（飞行员需在特设人员协助下才能戴上），还要对飞行员佩戴头盔进行加压训练（有航医在场监察），以监测飞行员在空中的适应能力。对无线电通话系统也要进行改装，加装前置放大器，把原来飞行帽的喉头送话器改为麦克风通话。对飞机的改装主要是加挂取样器，并给取样器通电，以便飞行员能控制其开关。还要拆除3门火炮和座舱里的瞄准具，并在瞄准具位置安装取样剂量测试仪，以便飞行员观察是否取到足量的剂量。

穿越“蘑菇云”取样返回的飞机，机身沾满了强放射性物质，成了一个大的污染体。马兰机场滑行道西侧北边400米停机坪，是历次空爆试验的洗消坪。取样飞机落地后滑行转向洗消坪5米左右，机务示意飞行员刹车停住，50米半径内，辐射测量仪器“嘀嘀嘀”响个不停。机务人员卡着表，进行“标准化”操作：飞机滑入洗消坪3秒，搭好扶梯6秒，拧开密闭把手10秒，搀扶飞行员下飞机20秒；打开总电门，投下取样器；检查起飞时的1、4、7电门，恢复射击按钮，关闭座舱盖，插销子，堵进气道，堵炮口，盖蒙布。完成这些动作，大约需要七八分钟。

定检中队的高空取样器组，在飞机投下取样器后，将两台取样器分别装入专用袋，由4名同志抬着快速走向取样间，取出取样的核心件样品滤布，交研究单位密封，待后由专机送北京防化研究所进行分析。

防化连洗消组负责人员和装具的洗消。取样飞机飞行员的所有衣服，由防化人员放入专用炉焚毁。飞行员要到达洗消帐篷，一遍遍的涂抹香皂、一遍遍的冲洗，洗完要经过仪器检测，超过0.3伦，仪器就“嘀嘀嘀”报警。洗消完换上新的服装，然后由场站卫生队救护车送去基地546医院检查观察。处理完飞机的机务人员、高空取样组人员、防化人员最后也必须洗消。1973年6月27日，当量300万吨旳氢弹爆炸试验成功，109团取样机的01号机组代理机械师贾西军回忆说：我在洗消室里，全身打上肥皂拿毛巾使劲搓，冲洗了3次都不合格，当时洗消室就剩我一个人了。洗到第6遍时，身上多处已擦破了皮，在我拿第7条新毛巾擦干身体出门，才终于达标过关。

防化连的剂量侦察组从飞机落地开始，就要分别对几架取样飞机进行定点测量，每架飞机有十几个点，每隔半小时测一次。大约一周后，等沾染降到一定程度，再由洗消组配合定检中队、机组对飞机进行洗消。洗消一架飞机的时间，由开始的37天缩短到25天，最快的加班加点不休息也要干19天。到飞机沾染由开始的几十万，降到2200个蜕变数后，才算完成了洗消任务。然后由定检中队对飞机机身重新喷清漆、喷机徽、机号，使飞机焕然一新。国防科委曾对参加取样已过3年的飞机沾染情况进行过跟踪测量，测量人员说，还能测出核辐射，但对人员健康影响不大。

随着我国大气层核试验的停止，1980年12月底，空军马兰村场站定检中队（在试验中荣立过一次集体二等功、一次集体三等功）被宣布撤编。那42台多次穿越过核蘑菇云的涡喷六发动机经长效油封，移交给了场站航材库保管。空军马兰村场站防化连（先后参加了17次核试验，1979年被空军评为“硬骨头六连”式连队，荣立过集体三等功），在1981年8月编制撤销，改编为乌指防化连。

穿云取样是一种精神

原子弹爆炸后的情况转瞬即逝，进行取样的飞行员生怕穿云浅了取不到样，许多同志冒着超剂量核幅射，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完成任务。就拿空37师飞行员取样来说，按规定飞机进入“蘑菇云”一次，取到1.6伦就可以了。为保险起见，37师让飞行员掌握，可以不超过2伦。不少飞行员进入“蘑菇云”一次后，本来已达到剂量要求，但担心取少了影响试验评价，只要时间允许，就瞒报剂量不足，请示指挥员要求再进入一次，以便超额完成规定的取样剂。

尽管科学家对穿云取样的安全性经过多方论证，也采取了当时能够采取的各种措施，但穿云取样对飞行员及相关人员的身体伤害还是非常大的。据有关资料显示：空军飞行员驾机穿越“蘑菇云”，一次受照射10伦以上的飞行员共9名，他们是：孙荣华22.6伦；潘国兴16.0伦；黄仁祥13.0伦；高国明13.0伦；高树发12.7伦；陈富华11.4伦；翟守东11.0伦；汪亮10.5伦；胡光强10.3伦。一次照射5伦以上不足10伦的有张增荣（9.5伦）等共23名。

取样飞行员在取样后身体普遍反应强烈。1964年第一次核试验驾机取样的机长李传森说，他取样回来10天后，在马兰546医院进行观察治疗时，机组6人头发全部掉光，5名男性精液灭活75%。机组唯一一名女飞行员张连芳当时28岁，时隔50多年后接受采访时说，她取样后第二年结婚，一连两年，她两次怀孕都因胎儿发育不正常而流产。几乎所有飞行员都出现了如白细胞下降、脱发、睡眠不好、无食欲、身体抵抗力下降等症状。空37师参加取样的25名飞行员中，除王汝平同志因飞行事故牺牲外，已有刘怀德（50岁）、李芳春（47岁）、陈富华（75岁）、高树发（67岁）等均患肝癌相继过早病故。1976年参加穿云取样的飞行员高国明取样后不久头发全部掉光，白血球大幅下降至危险指标，很多年后才恢复正常。现在他早早出现了双眼底黄斑性病变，两个孩子抵抗力弱，总是伤风感冒，连孙子身体抵抗力都比较差。但他毫不后悔地说：核试验要成功，总得有人付出生命和健康的代价，我有幸能为国家做出这样的贡献是我一生的荣幸。从空37师副师长位置上转业到云南省粮食厅的高树发同志，患肝癌临终前一再重复：“我们这代人，确实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国家，个人牺牲与国家利益、国防利益是无法相比的”。

由于保密及其他原因，我们现在还找不出一个完整的投弹、穿云取样飞行员的名单。空37师飞行员马既森的老伴和儿子是46年后才知道他当年参加过穿云取样。2011年清明节前夕是空12师飞行员汤世才（患肝癌，享年54岁）病故近20年，他爱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了汤世才用铅笔写的几页发黄的信签，才知道丈夫1970年曾驾机穿越“蘑菇云”取样。

飞行员取样带有记载核辐射剂量的剂量笔，还有一个受到核辐射的剂量记录，而更多的地面人员根本不知道自己受到了多少核污染。代理机械师贾西军同志在保障穿云取样飞机时，刚过18岁生日。但到他近50岁时，刚上大二的儿子被确诊为恶性脑瘤，医生说，儿子的病和他先前所从事的工作有关。当年在马兰曾经流传过几句话：为了试验献青春，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儿孙。这些话正是对许多参试人员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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