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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为商人正名
2020-6-22 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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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殖列传》摆在《史记》的压轴位置,是因为太史公要表达一个跟当时的传统、世俗思维不太一样的判断,也就是商人、货殖不应该被放在最低的社会层级,被人看不起。商业贸易有其根本的价值和智慧。
《货殖列传》开头先引用老子的话:“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但是呢,“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在文帝、景帝到武帝前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道家,尤其是老子的道术,是汉代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所以表面来看,可能会认为这句话是司马迁借用老子的权威,在展示什么叫作好的政治。好的政治就是无为,想尽办法让每个人都降低自己的欲望,这样人民就会非常好治理。小国寡民,这是老子的政治主张。
但有趣的地方是,《货殖列传》引用了这一段话之后,立刻接的是“太史公曰”,这才是司马迁真正的姿态,事实上,他并不同意老子所说的话。
“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挽能之荣使。”
作为太史公,神农以前的材料不够用,所以我不知道。但是《诗》《书》以下,我们看到的状况是什么?我们看到,人各种感官的享受已经充分地发达,形成了社会风俗,深入到了民心。换句话说,长久以来,人们就是以追求感官欲望不断得到满足的方式在过日子,这是历史的事实。
这个历史事实,不管用什么了不起的高论,说再多大道理,也不可能改变。因此,统治者真正的策略是“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我把这段话倒过来解释。太史公说,面对人已经拥有这些欲望与享受的习惯,最糟糕的一种方式是强制他不能拥有这种欲望;稍微高明一点的,是想方设法设立规则,要求人只能在规则中去满足自身欲望;再稍微高一点的是用教诲的手段,让他们放弃或至少节制对于欲望的追求;再高一等的,是让他们知道,在满足欲望与享受的过程中应该如何分配自己的能力,应该用什么方式让自己不受伤害;最上等的是,用人们原本拥有的欲望与享受的追求,因势利导,没有任何阻碍地将这种欲望与享受导向正确的方向。
所以,司马迁其实是以老子的道理反对老子的政治蓝图。这种批判是非常深刻的,意味着他指出了老子的内在矛盾:你不是告诉我们不要用强硬手段去阻止、主导或者规划百姓的生活吗?但你的政治理想却不可能以“无为”的方式来达成,因为你要强制人民放弃他们的欲望,采用的是“有为”的方式去抵制、防堵,这样怎么可能是对的呢?
由此,司马迁点出了撰写《货殖列传》的原因。他要说的是更高一层的政治道理,也就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最根本的一件事情叫作“物之不齐”。“物之不齐”是庄子《齐物论》中表达出来的,每样东西都有内在的本性,任何人都不能用强迫的手段“齐物”,真正能够齐的是“物各付物”,每个人、事物、现象都有各自的规律以及原则。
“物之不齐”表现在哪里?例如中国各地都有特产,而这些特产大家基本都能获得,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个根本的道理——应该有相关行业参与其中,才能够让这个“物之不齐”的状况得到平衡。在这里,司马迁开创了一个在那个时代难得的“职业的平等功能论”。“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这四种职业并立:农夫去种田,才能够收获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作物,人们得以维持基本的生命;畜牧业者饲养动物,人才能够吃肉;工匠能够帮助人们得到许多生活上的必需品;商人能够让各处的“不齐之物”流通。更进一步说,有的人种田,有的人畜牧,有的人做工匠,有的人做商人,这是哪位了不起的圣人用他的规划刻意打造出来的吗?不是。这就又回到了无为的基本哲学,“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这其实是自然的现象,正因为每个人有不一样的欲望,有不同的享受和追求,因此会造成这种社会的不同分工。因为物之不齐,所以每样东西都有相对的贵与贱。在这里,《货殖列传》建立的另外一个重要概念是事物价值的相对性——任何一样东西,其实都没办法决定其绝对价值。这已经有了后来经济学的“价格”概念,而价格是由需求和供给两种元素在动态中决定的。
司马迁基本上也是这样认为的。“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事物会在动态的状况当中改变自身的价值,这就像是“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这不是任何人可以控制的,也不需要什么了不起的智慧才能够看清楚,它就是一套非常自然的规律。
农、虞、工、商是人民衣食生活的基本依赖,让这四种行业充分发挥作用,人民就过得好,如果不能让它们发挥作用,人民就过得贫穷。因此,货殖或者其背后的一套道理是:“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从个人或者集体的角度,如何让人们得到丰厚的生活,在什么样情况下会衰败贫困,是有自然的原理和规则的,重点在于如何掌握这种自然的原理和规则。
再后面的一段,司马迁就从历史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明证”——“上则富国,下则富家”,也就是说,富国与富家在道理上基本是贯通的。在此,司马迁举了越王勾践的例子。
越王勾践败于吴,被困于会稽之上,但是他用了两个重要的人:范蠡、计然。
春秋末战国初,各国的货币形态开始慢慢成熟。范蠡、计然的一个基本原则和理想是,一国之中应该做到“务完物,无息币”。在这个经济体系里要最大限度做到货币流通,货币越是流通,就越能促成物物之间的交易,使得缺乏物资的地方得到物资,生产过剩的地方把多余的物资送出去。用今天的经济学原理来解释,如果某类产品其价值非常高,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生产,就产生了供给上的增加。供给到了一定的程度,价格势必下跌。倒过来,如果某种产品的价格太低,没有人愿意生产,供给少到一定程度,价格也就上去了。每样东西都有相对的价格,现在贵重得不得了的东西,也可能有一天低贱如粪土。倒过来,现在非常低贱的东西,只要有需求,总有一天也会变得像珠玉一样珍贵。
越王勾践采纳了范蠡、计然的建议,果然在十年当中累积了庞大的财富。然后他“厚赂战士”,使得本来比较弱小、地理条件糟糕的越国,反而战胜了吴国。越王勾践达到了复仇的目的,甚至更进一步“观兵中国,号称“春秋五霸”。
越王勾践报完仇,范蠡感叹道:“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于是离开了政治圈,“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他到了齐,改名“鸱夷子皮”。
范蠡为什么要去齐国?《货殖列传》中有一个背景,那就是在所有货殖的发展上面,齐国是最早而且效果最显著的国家。《货殖列传》中有这么一段话:
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澙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闲敛袂而往朝焉。
太公望把自己封地内的经济专业化,累积了财富,从而吸引人民来到齐。到后来,齐不但解决了人口不足的问题,社会组织和文明程度都有很大发展。“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齐国越来越强大,变成东方的经济文化中心。
后来有一段时间,“齐中衰”,然后遇到了管仲。管仲在这里设立了轻重九府,开始发展货币经济,掌管各种货物的流通,辅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当中的第一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不只帮助了齐桓公,自己也得到了很多利益,虽然在身份上他只是一个大夫,可是累积的财富多过当时的许多国君。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到了齐威宣王的时候,经济基础打牢,齐国就发展出了优雅的“礼”。因此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说:“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他对于经济基础的作用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只要富起来,对君子、贵族,也就是那些地位高的人有好处,能够让这些人得以升华自己的人生;对“小人”也有好处,让一般的升斗百姓也能够发展自己的能力。不必讳言,金钱是人取得尊严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所以俗谚讲“千金之子,不死于市”。这都是财富所产生的正面效果。
讲完计然、范蠡之后,司马迁接下来讲的是一个特别的人——子贡。子贡的多数事迹写在《仲尼弟子列传》当中,所以这里讲得非常简短。司马迁一定要在《货殖列传》里面提一下子贡,也是为了破除当时普遍认为的儒家的基本态度。
子贡作为孔子身边最重要的弟子之一,在孔子死后结庐守丧,守得最久,对孔子极其敬重。然而作为儒家,作为孔子弟子,怎么可以做生意,怎么可以去逐利呢?在《仲尼弟子列传》当中也许不会问这个问题,但是到了《货殖列传》,司马迁事实上就在回答这个问题。
简单地说,居丧是需要物质条件的。子贡是孔子弟子当中最有钱的一个,他的经济基础可以让他无所事事,只在那边守丧。
当年,子贡离开孔子后曾经在卫国担任过一阵公职,后来在曹、鲁之间做生意,所以他很有钱。因为他有富豪的身份,所以子贡无论走到哪个国家,国君都非常尊重他,需要用对待国君的礼节去招待子贡。而且,能够让孔子名扬天下最关键的人物、最关键的支持力量,也是子贡,所以司马迁说,“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孔子本来就非常了不起,因为有子贡这种“得势者”,能够让孔子的光亮传播得更远,得到更高的地位。
用这种方式,司马迁在他的列传最后一篇再度表现出一个史学家的追求——成一家之言。《货殖列传》是一个独立思考者的示范。在汉武帝时代,儒家、道家思想是主流当中的主流,但是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一开头就挑战了老子。从他的角度看,老子也不是每句话都是真理。相反,老子自己的道理中也可能存在矛盾,是需要读者去认真检验的。后面,当他在讲子贡的时候,也是在破除人们对儒家的许多刻板印象。
如果继续追溯下去,司马迁还在《太史公自序》里面引用了父亲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更进一步说,司马迁的立场叫作“史家的立场”,是一个更高、更超越的立场,不依循任何一家,用来自历史的累积去评断各家的主张。从历史的角度,必须要观察、记录不同的现象,在观察与记录的过程当中,也就不得不承认人的现象的多元性。在这样的情形底下,跟随任何一套理论都不会是史家的立场和态度。
一位有作为史家,必须是一位独立思考者——正是在独立思考当中,才诞生了流芳百世的一家之言。
侯斌生于1929年2月6日,1949年8月参加革命。1950年在西北青年干部学校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毕业后分配到商南城关区任团工委书记,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至1955年任共青团商南县委员会副书记、组织部长、书记。1955年至19...
文·图/艾绳根艾绳根,1933年生于陕西省榆林市镇川堡。曾在镇川小学、中学和米脂县中学读书。1947年参加革命,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甘宁晋绥边区绥德分区警备2旅、西北独立1师、军委坦克3师、坦克学校任文化教员、参谋、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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