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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我的父亲傅鹤峰烈士
2020-5-25 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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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傅鹤峰1895年10月出生在陕西城固县原公镇，1916年毕业于陕西省立三中，后考入国立北京师范学堂（后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在北师大，他经常聆听李大钊的讲演，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并与进步同学一起谈论国家大事。
“五四”运动前后，他是北师大学生会负责人之一，直接组织和参加了这次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五四”前夕，当北京各大学获悉，军阀政府正准备在卖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消息后，他和北师大同学积极参加了各大专院校代表在一起召开的会议，决定通电全国，联合各界一致行动并致电巴黎专使：坚决不在巴黎和约上签字。5月4日这天，他们学校师生和北京各校学生数千人在天安门前集会，示威游行，北师大师生打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等标语，并在街头演说、散发传单。军阀政府派兵镇压，他和一批进步学生被军阀政府逮捕关押。后在全国各大城市工人、学生和商界的罢工、罢课、罢市声援斗争下，军阀政府被迫释放了被捕学生，撤去了卖国贼曹汝霖（订“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陆宗舆（订“二十一条”时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当时任驻日公使）的职务，并宣布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我父亲1920年由北师大毕业后，立志革新社会，在蔡元培等老一辈教育家的影响下，兴办教育、救亡图存，探索教育报国之路。他曾奉派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步入陕西教育界，献身振兴中华民族教育事业，曾在陕西省立三中、陕西第一师范、汉中道立单级师范等学校任教任职。1924年，陕西省教育厅决定设立省立第五师范于汉中（后改名汉中师范），委派我父亲负责创办，并于1925年任命他为首任校长。我父亲为创办这所学校呕心沥血、历尽艰辛。在他亲自为学校写的《大事记》中叙述，从1924年9月开始筹备，到1925年3月开学上课，在短短的7个月中完成了从勘择校址、聘请教职员到招生等一系列任务。为了扩建校舍，又在1925年5月开工新建一所大楼，中途因经费不足而停工。父亲心急如焚，把家里祖上的遗产十亩地卖掉的钱全部资助建校。学校还从京津沪和省城聘请进步人士任教，成为汉中地区最早广泛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中等专业学府。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京被军阀杀害，我父亲在汉中师范主持全校师生为李大钊开了追悼大会，在会上号召师生继承先烈未竟之革命事业。因抨击军阀统治，引起当时驻汉中军阀的不满，被迫于1928年愤然离职，调任省教育厅督学。1929年1月，我父亲又被派回汉中，担任省立汉中女子师范校长。1930年，面对白色恐怖，聘请了中共陕西省委派到汉中做秘密工作的陕南特委书记梁益堂担任女子师范训育主任，利用这一社会职业掩护了陕南特委的革命活动。我父亲还利用社会关系，先后营救了地下共产党员黄勉初、唐树人。汉中这两所师范学校先后培养了一批进步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如陈浅伦、胡哲等。1937年，我父亲支持侄儿傅庚善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并资助了他的路费。1944年，我父亲回西安参与筹办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务长，和地下党员李一青（解放后任西安体院院长）、田克恭（解放后任省对外友协副会长）等建立了密切的友谊。我父亲是陕南地区师范教育的奠基人，他的学生遍布汉中和安康。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后，我父亲作为西北局统战部待分配的教育界爱国民主人士，受到统战部领导和干部的关怀照顾。他应邀参加了西北局召开的旅省陕南同乡大会，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赵寿山在会上讲话，号召陕南旅省人士开展各方面工作，配合支持人民解放军解放陕南。会后，我父亲向组织表示：作为汉中人，在汉中的亲朋旧友也较多，早年在省立三中的学生董钊，是驻扎汉中的国民党将领兼陕西省政府主席，是可利用的条件，希望得到党的具体指示，让他回汉中做相关工作，使家乡早日获得解放。9月初，西北局习仲勋书记接见了我父亲，并做了具体指示。党考虑到我父亲爱国爱民的热忱和与董钊的旧日关系这样一些有利条件，同意他前往汉中，宣传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方针政策，伺机劝说军政当局，策反董钊弃暗投明。当时父亲已是年逾半百的人，本可以继续搞教育工作，过安定的生活，但他愿为家乡早日获得解放尽绵薄之力，便挺身而出奔赴汉中去虎口拔牙！
1949年9月中旬，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向敌人占领的汉中出发。当时我只有13岁，还不知道有什么风险，更没有想到这次分别竟然是和父亲的最后诀别。父亲到达宝鸡，由解放军专门护送到凤县两军分界线，之后徒步穿越过敌军封锁线，跋山涉水翻越秦岭，于10月2日抵达汉中。我父亲与董钊相见后，当晚被留宿董钊府邸中，密谈直至深夜。他向董钊转达了西北党政军领导人的口信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劝董钊不要南撤，伺机率部起义，完成了策反工作的第一步。但是，董钊和胡宗南的矛盾很深，次日胡宗南就有意安排董钊去向国民党政府述职，将董钊调离了汉中，致使策反工作中断。我父亲即移住教育界老朋友、时任汉中师范校长熊文涛家中。
在汉中，短短的三天时间里，我父亲在熊宅私下坦率向地方各界老朋友介绍了西安解放后解放军的严明纪律、人民政府的宽大政策等真实情况，揭穿了反动派的谣言，给朋友们，特别是教育界人士带来了新的希望和信心，因此使得反动派动员学生入川的人数大减，为汉中的顺利解放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胡宗南的特务对我父亲的监视和迫害开始变本加厉。10月5日深夜，以栽赃诬陷的惯伎制造了隔壁棉花店的纵火案，逮捕了我父亲。第二天，敌人又相继逮捕了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罗大煜、陈雨皋等十多人。我父亲遭受了敌人的刑讯逼供等非人折磨，但他严守机密，坚不吐实。11月20日，敌人将我父亲等70多人蒙上双眼，戴上镣铐，解往四川绵阳。之后又将我父亲等人押往四川成都，并于成都解放前夕将我父亲和毛泽润等5人活埋于成都西郊金牛坝。我父亲在革命需要时积极接受党的派遣，担当特殊任务，英勇地为国光荣牺牲，年仅54岁。1958年7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追认我父亲为革命烈士，以毛泽东主席名义签发的《光荣纪念证》上写着：“傅鹤峰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多年来，省市县通过《中共陕西历史人物传》《汉中地区英烈传》《城固县志》《陕西日报》和《西安日报》等宣传了傅鹤峰烈士的事迹。城固县《烈士纪念碑》上也铭刻着“傅鹤峰”的名字。
2019年12月22日是我的父亲傅鹤峰烈士为革命牺牲70周年。2019年9月26日上午，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王浩到访我家，他代表省委、省政府专程对我们进行了慰问，期间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并写下了热情的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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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艾绳根艾绳根，1933年生于陕西省榆林市镇川堡。曾在镇川小学、中学和米脂县中学读书。1947年参加革命，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甘宁晋绥边区绥德分区警备2旅、西北独立1师、军委坦克3师、坦克学校任文化教员、参谋、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