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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城固县全民“扫盲运动”
2020-5-25 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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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7日，陕西城固县解放后，在第一届中共城固县委书记霍俊高、县长高鲁的领导下，立即着手在全县开展清匪反霸、土地革命、建立区乡政权的同时，还在全县城乡迅速开展了全民“扫盲运动”。
我的父亲王礼随陕南解放大军汉中工作大队参加了城固县第一届人民法院的筹备与组建，经高鲁县长动员，为支援新区建设和支持父亲的工作，1952年秋，母亲带着5岁的我和7岁的姐姐，告别了出生地西安市，来到城固落户定居，随后我和姐姐都在城固考院小学上学。据悉，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我国的文盲率高达80%。文盲众多的状况成为了新中国“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和迅速发展的拦路虎。记得当时父亲和老师都给我讲过：为尽快解决这一个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问题，毛主席和中央政务院决定，在全国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
县委、县人委按照汉中市委、汉中专员公署的统一规划和要求，从1953年初春开始，以灵活多样、扎实有效的方式，在全县农村利用冬闲办起了“冬学”，在县城大小工厂则办起了“工人夜校”，各居委会也为街道居民、店铺伙计、家庭妇女等办起了“扫盲班”。一时间，扫盲运动红红火火，遍地开花。
我父亲在旧社会读过两年私塾且自幼勤读好学，识字很多。他在繁忙的审理案件之余，响应号召，给县政府警卫班和县法院机关那些不识字的战士，办起了“速成识字班”。1954年就担任了解放街居委会主任的母亲，凭靠解放前姥爷教她认识一点儿字的基础，一有空就拿着城关镇政府下发的《识字课本》边学边卖，学会了的字，就赶紧教给居委会的老姐妹，认不得记不下的字，就赶紧问我爸，甚至问我这个刚上二年级的儿子。
我也按照学校的要求，在“以民教民”的“结对子、一帮一”的组合中，担负起了帮教我家近邻、小东街7号肖姨的识字任务。我跟我妈一样，也是现学现卖。《识字课本》虽然和我二年级的《语文》课本不一样，但我会汉语拼音，所以学得很快。认识的字我就教肖姨，不认识的字我就通过拼音或请教我爸我姐后再教肖姨。肖姨聪明好学，一年就认得了一百多个字，为此肖叔叔和他们的儿子肖闷娃叫我“小扫盲先生”。1955年冬天，肖姨还被街道居委会评为“识字模范”，受到表彰，我也同时获得了学校表扬。
那时候，人们吃的粗糙简单，穿的很差，大多数人衣裤上都有补丁，可大伙儿爱学习、要识字、不当“睁眼瞎”的劲头很高，兴趣颇浓。那时我亲眼看见驻城固县的解放军部队到城外操练，战士们排着大队、背着背包行军，可每个人的背包上都贴着汉语拼音的字母，以便随时学习、增强记忆。记得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已经开始了，但当年年底还是在县文化馆广场上，举办了“全县工农识字读书竞赛大会”，县长、县文教局领导给每一位“识字模范”发了奖状以及一条印着花的毛巾和一个大茶缸子。
据相关资料显示：城固县人民政府在贯彻全国“开展识字运动，逐步减少文盲”的工作中，1950年成立工农业余教育指导室，大办冬学330处；在县集灵小学附设了职工业余补习学校，招收学员237人。按照中央、政务院《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1956年成立了县扫盲协会，使城固扫盲运动进入高潮，当年就有业余扫盲教师3458人，学员达51048人，其中妇女29718人。县木器厂职工业余学校和毛岭乡农民夜校被评为“成人教育先进集体”，受到省委、省人民政府的表彰。当时，党的各级干部带头学带头教，工农商学、党政军民老教少，少教老，父教子，夫教妻，一时形成了互帮互教互学的热潮。许多人通过“扫盲运动”，学会了读家信、寄包裹、开发票、认图纸、搞设计、搞发明……
目前，我国人口的文盲率已经从1949年的80%，下降到了个位数，居世界领先地位，这是14亿中华各族人民的幸福，也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
侯斌生于1929年2月6日，1949年8月参加革命。1950年在西北青年干部学校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毕业后分配到商南城关区任团工委书记，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至1955年任共青团商南县委员会副书记、组织部长、书记。1955年至19...
文·图/艾绳根艾绳根，1933年生于陕西省榆林市镇川堡。曾在镇川小学、中学和米脂县中学读书。1947年参加革命，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甘宁晋绥边区绥德分区警备2旅、西北独立1师、军委坦克3师、坦克学校任文化教员、参谋、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