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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接待周总理
2020-4-20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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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2月，我由南泥湾省直“五七”干校调到延安革命纪念馆（先后担任主持工作的副馆长、馆长）。延安革命纪念馆始建于1950年，上世纪50年代初我在延安团县委工作时曾专程来此参观学习，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自己会到纪念馆来工作。
由于纪念馆的基础设施已十分陈旧，展厅狭小且比较简陋，无法满足愈益繁重的政治宣传教育任务和正常接待的需要，而建设新馆之事酝酿日久，却迟迟未能定下来。1971年3月，省革委会主要负责同志李瑞山、胡炜、黄经耀等来到延安，在纪念馆听取了省革委会外事组组长鲁曼和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土金璋关于纪念馆有关情况的汇报后，同意在延安王家坪革命旧址西侧，建设纪念馆新馆，建筑面积控制在5000平方米左右，确定投资90万元。同年5月，鲁曼、土金璋及纪念馆副馆长刘克廉、高英杰等同志赴京向邓颖超和中联部汇报延安纪念馆迁建有关情况，中央确定新馆的名称为“毛主席在延安领导中国革命纪念馆”。7月上旬，我与承担新馆设计任务的陕西省建筑设计院的顾宝和同志来到西安丈八沟宾馆，向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等有关领导汇报延安纪念馆的迁建方案，并将建筑图纸送审。新馆建筑方案很顺利地通过了，于是新纪念馆建设工作全面启动。
在地区革委会领导下，成立了新馆基建办公室，我担任办公室主任，原地区行署办公室副主任王世民、地区革委会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常希宁同志等担任副主任，并从馆里和地区有关部门先后抽调了十几位同志参加基建。1971年秋季，新馆破土动工。1972年底，土建工程基本完工。1973年初，实施了从旧址到王家坪新馆的搬迁工作，至4月底，基本完成了搬迁、布展工作。新馆陈列共分7个单元，集中陈列了1436件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报请地、省领导审查之后，纪念馆开始了征求意见性质的对外预展。
1973年6月9日，延安城万人空巷，人们自发地聚集在宝塔山下、延河桥畔，以老区人淳朴的热情，迎接周总理重返延安。按照地区领导的安排，我参加了接待工作，从在机场迎接到陪同参观革命旧址，有幸就近领略了伟人风范。当日下午，在凤凰山麓革命旧址，周总理故地重游，谈笑风生。我紧随在总理身后，一直想找机会向他表达问候，并早早打好了腹稿，准备对总理讲3句话：我是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张旭；我代表纪念馆全体同志向总理问好；请总理转达我们全馆同志对邓颖超大姐的感谢和问候！终于，在凤凰山下的老槐树前，我荣幸地握住了周总理那双温暖的手。当时既紧张又激动，脑际一片空白，准备得好好的3句话竟然一句都想不起来，只是反复念叨：总理好、总理好!总理宽厚地笑着。这时，纪念馆的贺树才及时抓拍了我与总理握手的照片，留存了弥足珍贵的美好记忆。
1973年6月10日，周总理陪同越南贵宾来到了延安革命纪念馆。面对制作精美的图表模型和大量珍贵的革命文物，周总理兴致勃勃，不时为重温熟悉的历史而动情。参观抗日游击战展区时，当讲解员郭蓉讲唱结合地唱起《游击队歌》时，总理打着拍子随之轻声合唱：“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记得郭蓉讲到边区大生产运动时，声情并茂地唱了一首反映边区军民纺线线的民歌，其中有一句歌词是：“气得蒋介石扑闪扑闪干瞪眼”，总理听罢开怀大笑，开玩笑地问小郭：“你们咋知道蒋介石扑闪扑闪干瞪眼？”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总体看来，总理对延安革命纪念馆的陈列方案和展出内容表示同意，对我们所做的工作基本满意，对讲解员的讲解评价很好，当晚还特意请讲解员郭蓉、吴欢宪、李秀梅参加了在延安宾馆举行的招待宴会。
周总理回到北京后，又指示中联部齐吉树同志打电话转达他的意见：“延安纪念馆虽不是中共党史，实际上等于中共党史，延安纪念馆陈列内容很单调，要补充，主要是出现中央党政军领导同志太少了”。为落实总理的指示，1973年7月，乔石带领中联部和中央党校几位搞党史的同志来到延安，指导纪念馆在展览体系、单元不变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充实，增加了陈毅、贺龙、邓小平、刘志丹等25位领导同志的照片以及40余件文物。随后，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
1974年2月，组织调我到黄龙县工作。虽说在延安革命纪念馆任职仅仅3年多，但从凤凰山麓到王家坪的这段不平凡的迁建经历，特别是与敬爱的周总理零距离接触的难得机缘，在我的人生旅程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侯斌生于1929年2月6日，1949年8月参加革命。1950年在西北青年干部学校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毕业后分配到商南城关区任团工委书记，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至1955年任共青团商南县委员会副书记、组织部长、书记。1955年至19...
文·图/艾绳根艾绳根，1933年生于陕西省榆林市镇川堡。曾在镇川小学、中学和米脂县中学读书。1947年参加革命，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甘宁晋绥边区绥德分区警备2旅、西北独立1师、军委坦克3师、坦克学校任文化教员、参谋、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