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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换大米”
2020-4-14 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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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大米，换大米，换大米呀，换大米……”
1990年元旦，当我第一次听到郭达在小品《换大米》中的吆喝声时，那熟悉的陕西方言，让人仿佛一夜之间回到七八十年代，我们都曾经有过的换大米的经历。这声音穿行在古城西安的大街小巷，弥漫在古城的空气中，四面游荡。听到这声音，就像听到了召唤，从各条街巷里，从高低错落的房屋里，走出许多男人女人，他们手里都拿着同一样东西，就是面口袋，他们都是来换大米的。
这是古城一道独特的风景，因为那时大米限量供应，很多爱吃大米的人，定量大米不够吃，又无处可买，此时就有长安县的农民驮着大米进城来换大米，于是，他们就成了古城爱吃大米一族最受欢迎的人。郭达吆喝着换大米，可能外地人听不懂，可是咱们老陕，人人都懂这换大米的深层含义。
郭达吆喝着换大米，也勾起了我许多久远的回忆，我家和换大米曾经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是父亲必须倾尽全力来解决的一件大事情。
1966年，我父亲从部队转业，带领全家从鱼米之乡的杭嘉湖平原来到古城西安。刚来时，全家老少六口人，很不适应这里干燥的气候，吃惯了大米和青菜的我们，嘴唇干裂，鼻腔冒烟。当时政府照顾南方人，特批我们家每个月可以买十斤大米。但是对于一个早晨泡饭，中午米饭，晚上稀饭，几乎顿顿离不开大米的家庭来说，这十斤大米哪里够吃呢？我母亲会做米饭会炒菜，可是不会蒸馒头、擀面条，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家经常吃的就是面疙瘩汤。面对三个经常在吃饭时噘嘴掉脸的小家伙，父母愁上眉头，不知到哪里去搞大米。父母的亲戚朋友都在南方，只要听说有亲戚朋友从南方来或者回南方去，母亲就将积攒的粮票和钱交给他们，让他们从南方带些大米过来。所以，那时到我们家来的亲戚朋友，手里提的最珍贵的礼物就是大米。
有一天，楼下的一位叔叔上楼来找到父亲，告诉他，长安县有换大米的，我们不妨用自行车驮上面粉，去那里换大米。父亲听了非常兴奋，当即决定去长安换大米。
那时的我，对长安县的概念非常模糊，不知道在哪里，也不知道它在西安的什么方向，只是知道父亲要去换大米了，我们很快就有大米吃了，心里好高兴。
父亲将家里那辆带有横梁和后架的加重自行车搬出来，收拾利索，将50斤面粉绑在后座上，和那位叔叔同行去了长安县。傍晚时分，父亲驮着面口袋回来了，里边是一口袋大米，名叫“桂花球”。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大米的名字，才知道长安县盛产桂花球大米。这种大米蒸出来的米饭香甜软糯，口感好极了。自从吃了桂花球米饭，粮店供应的大米简直没法吃了，所以，去长安县换大米，成了父亲经常要做的一件事情。
那时的父亲大约50多岁，正是身强力壮的时候。有一次换大米回来，他兴致勃勃地对母亲说，去长安县的路上有一个大坡，去的时候必须推着自行车走上去，可是回来的时候他会骑车驮着大米，从坡上一路飞驰而下，那神情很是得意。我在旁边听到这话很不以为然，心想，骑车下个坡有什么可兴奋的呢？直到许多年以后，我到长安县去过无数次，上上下下那面大坡也是无数次，才知道那大坡的艰难。一般人，徒步走上去便要气喘吁吁。骑自行车一般人是蹬不上去的，须推车上去，下坡时也必须推着走，因为那坡太陡了，重力加速度，掌握不好刹车就可能人仰马翻。到那时，我才真正理解了父亲当年的那种得意。的确，为了全家能吃上大米，他冒着怎样的风险，吃了多少苦头，又有谁能知道？
改革开放后，农民可以进城了，他们驮着自家产的新鲜大米到家属院门口来换，我的父亲再也不用骑着自行车去长安县换大米了，在家门口就能换到大米。再往后，大米敞开供应，不用换了，再往后，粮票没了，粮店没了，人们都去超市买大米。
换大米的故事翻篇儿了，已成了一道永远留在记忆中的风景，合着郭达“换大米”的吆喝声，悠然远去……
侯斌生于1929年2月6日，1949年8月参加革命。1950年在西北青年干部学校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毕业后分配到商南城关区任团工委书记，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至1955年任共青团商南县委员会副书记、组织部长、书记。1955年至19...
文·图/艾绳根艾绳根，1933年生于陕西省榆林市镇川堡。曾在镇川小学、中学和米脂县中学读书。1947年参加革命，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甘宁晋绥边区绥德分区警备2旅、西北独立1师、军委坦克3师、坦克学校任文化教员、参谋、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