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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换大米”
2020-4-14 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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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大米,换大米,换大米呀,换大米……”
1990年元旦,当我第一次听到郭达在小品《换大米》中的吆喝声时,那熟悉的陕西方言,让人仿佛一夜之间回到七八十年代,我们都曾经有过的换大米的经历。这声音穿行在古城西安的大街小巷,弥漫在古城的空气中,四面游荡。听到这声音,就像听到了召唤,从各条街巷里,从高低错落的房屋里,走出许多男人女人,他们手里都拿着同一样东西,就是面口袋,他们都是来换大米的。
这是古城一道独特的风景,因为那时大米限量供应,很多爱吃大米的人,定量大米不够吃,又无处可买,此时就有长安县的农民驮着大米进城来换大米,于是,他们就成了古城爱吃大米一族最受欢迎的人。郭达吆喝着换大米,可能外地人听不懂,可是咱们老陕,人人都懂这换大米的深层含义。
郭达吆喝着换大米,也勾起了我许多久远的回忆,我家和换大米曾经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是父亲必须倾尽全力来解决的一件大事情。
1966年,我父亲从部队转业,带领全家从鱼米之乡的杭嘉湖平原来到古城西安。刚来时,全家老少六口人,很不适应这里干燥的气候,吃惯了大米和青菜的我们,嘴唇干裂,鼻腔冒烟。当时政府照顾南方人,特批我们家每个月可以买十斤大米。但是对于一个早晨泡饭,中午米饭,晚上稀饭,几乎顿顿离不开大米的家庭来说,这十斤大米哪里够吃呢?我母亲会做米饭会炒菜,可是不会蒸馒头、擀面条,实在没有办法,我们家经常吃的就是面疙瘩汤。面对三个经常在吃饭时噘嘴掉脸的小家伙,父母愁上眉头,不知到哪里去搞大米。父母的亲戚朋友都在南方,只要听说有亲戚朋友从南方来或者回南方去,母亲就将积攒的粮票和钱交给他们,让他们从南方带些大米过来。所以,那时到我们家来的亲戚朋友,手里提的最珍贵的礼物就是大米。
有一天,楼下的一位叔叔上楼来找到父亲,告诉他,长安县有换大米的,我们不妨用自行车驮上面粉,去那里换大米。父亲听了非常兴奋,当即决定去长安换大米。
那时的我,对长安县的概念非常模糊,不知道在哪里,也不知道它在西安的什么方向,只是知道父亲要去换大米了,我们很快就有大米吃了,心里好高兴。
父亲将家里那辆带有横梁和后架的加重自行车搬出来,收拾利索,将50斤面粉绑在后座上,和那位叔叔同行去了长安县。傍晚时分,父亲驮着面口袋回来了,里边是一口袋大米,名叫“桂花球”。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大米的名字,才知道长安县盛产桂花球大米。这种大米蒸出来的米饭香甜软糯,口感好极了。自从吃了桂花球米饭,粮店供应的大米简直没法吃了,所以,去长安县换大米,成了父亲经常要做的一件事情。
那时的父亲大约50多岁,正是身强力壮的时候。有一次换大米回来,他兴致勃勃地对母亲说,去长安县的路上有一个大坡,去的时候必须推着自行车走上去,可是回来的时候他会骑车驮着大米,从坡上一路飞驰而下,那神情很是得意。我在旁边听到这话很不以为然,心想,骑车下个坡有什么可兴奋的呢?直到许多年以后,我到长安县去过无数次,上上下下那面大坡也是无数次,才知道那大坡的艰难。一般人,徒步走上去便要气喘吁吁。骑自行车一般人是蹬不上去的,须推车上去,下坡时也必须推着走,因为那坡太陡了,重力加速度,掌握不好刹车就可能人仰马翻。到那时,我才真正理解了父亲当年的那种得意。的确,为了全家能吃上大米,他冒着怎样的风险,吃了多少苦头,又有谁能知道?
改革开放后,农民可以进城了,他们驮着自家产的新鲜大米到家属院门口来换,我的父亲再也不用骑着自行车去长安县换大米了,在家门口就能换到大米。再往后,大米敞开供应,不用换了,再往后,粮票没了,粮店没了,人们都去超市买大米。
换大米的故事翻篇儿了,已成了一道永远留在记忆中的风景,合着郭达“换大米”的吆喝声,悠然远去……
侯斌生于1929年2月6日,1949年8月参加革命。1950年在西北青年干部学校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毕业后分配到商南城关区任团工委书记,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至1955年任共青团商南县委员会副书记、组织部长、书记。1955年至19...
文·图/艾绳根艾绳根,1933年生于陕西省榆林市镇川堡。曾在镇川小学、中学和米脂县中学读书。1947年参加革命,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甘宁晋绥边区绥德分区警备2旅、西北独立1师、军委坦克3师、坦克学校任文化教员、参谋、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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