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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之不去的柳青记忆
2020-1-17 1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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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现在的陕西省作协）搬到了小南门外团省委机关的院子里，离我当时就读的西北大学也就十几分钟的路。于是我多次登门拜访柳青，并和作协等单位的同志一起踏访柳青在长安县皇甫村的踪迹。
原以为老革命、老作家柳青不好接近，一接触才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儒雅谦和的人，说话幽默，没有一点架子。每次到他家里，都会给你泡上一杯茶，有时也会端上一盘他老家产的大枣，里面夹杂有一些花生、水果糖。有一次是夏天，他笑着说：“给你来点物质刺激”，然后把他家里唯一的小电扇放到我面前，他自己则扇着扇子。柳青当时住在团省委机关后面院子的一座简易楼的二层，家里陈设简单，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他用来喝水的一个陶瓷茶杯，盖子上的圆形把手被儿子不小心摔在地上碰掉了，他仍凑合着继续使用。但当他拿到《创业史》第一部的16000多元稿费后，竟全部捐给长安县皇甫公社办了农械厂。柳青夫人马葳曾对我说，《创业史》第一部的稿费单寄来时，柳青的儿子正在拉肚子，当时他们全家还住在皇甫村的中宫寺，正值二三月青黄不接之时，经常吃包谷面，马葳提议用稿费的零头买点麦子磨面给孩子们吃，但遭到柳青一口回绝，他对马葳说“一分钱也不留，留下一分就不是全部！”马葳问柳青为什么要这样，他一笑置之，不做任何解释。
《创业史》第一部出版后，全国各地的报刊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对小说予以高度评价，但也有不同的观点和声音。柳青对于他不能同意的观点，基本上持理解包容的态度，但也不完全沉默，有时会区别不同的情况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北京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严家炎在1963年第三期《文学评论》（双月刊）上发表一篇文章《关于梁生宝形象》，提出梁生宝形象的塑造有些理念化，把一个普通农民的觉悟写得过高。柳青认为这篇文章涉及到文艺创作中的几个根本问题，不能置之不理，就在同年《延河》第八期上发表《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一文予以反驳。大约是1967年下半年，当时已是文艺理论界初露头角的青年才俊严家炎因写一篇批判文章来西安作协查阅有关资料，在认识我之后的一次闲聊中，他流露出想和柳青见上一面的意思，但又顾虑过去和柳青有过“笔仗”，担心柳青不想见他。我当即去柳青家里转告了严家炎的想法。因当时政治局势比较复杂，对严家炎也没有过多了解，所以柳青开始不想见他，但我又两次找柳青表达严家炎的诚意，他才答应。我把严家炎领到他家里就离开了。当严家炎要回北京时，我问他谈的情况如何，他说：“挺好，受益匪浅”。
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柳青是带头践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精神，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的典范和杰出代表。1952年秋，他带着全家到长安县皇甫村安家落户，前后将近14个年头，并在这里完成了《创业史》第一部的创作和第二部的开头几章。为了全面真实地了解柳青这一时期的工作生活状况，经西安作协组织协调，我与西大中文系教师杨昌龙（《柳青传》中称杨昌龙是我的同学，系笔误）和作协的余念（笔名玉杲）、张文彬、高斌及西安交大的秦俊萍同学，从1967年7月7日开始，陆续在长安县委及引镇、沣峪、王曲区委、皇甫公社及该社的罗家湾大队、胜利大队等地，以个别交谈、开座谈会等形式，对柳青在长安14年的基本情况，进行了3次为期15天的实地调查。
皇甫公社胜利大队（《创业史》中的蛤蟆滩原型地）是这次调查的重点单位。村民们听说我们的来意后，积极主动地配合，热情友好地接待，满怀深情地叙说。不少人都关切地问：“老刘（柳青原名刘蕴华）的哮喘病今年还犯了没？”“我们这几天正盘算着去西安看他呢”“那时候，老刘可把力出扎咧”。在和村民的座谈和个别走访中，大家列举了大量事例：有一次王家斌的初级社出了点问题，柳青十分着急，正逢滈河涨水，他的哮喘病又复发，基层干部孟维纲再三劝阻，并表示自己能够解决问题，柳青还是执意要去，最后由孟维纲把他背过河去，整整熬了一个通宵，处理完问题才回来。流经皇甫村的滈河经常泛滥成灾，是当地一大自然灾害，柳青听取群众意见，提出了把河道掏深、岸边筑堤、固定水路的治理方案，防止了水灾的发生，还保住了农田200多亩。胜利大队有90多亩旱地，浇灌非常困难，柳青积极建议在地旁打机井、安水泵抽水浇地，还和社员共同研究克服了泥浆喷射、流沙过多等困难，终于使这90多亩旱地变成了旱涝保收、一年两熟的高产田。胜利大队原来居住分散，柳青积极建议统一规划，集中居住，每户只占四五分地，一街两行，整齐美观，既节约了耕地，又有利于生活。王曲一带，农民居住分散，耕地距村较远，且多在塬上，送肥、收割、打场都不方便，造成劳力和粮食的极大浪费（有人从拉麦的路上扫回来的麦粒达三四斗之多）。柳青集中群众智慧，建议把饲养室、打麦场搬到田间，这个方法行之有效，群众十分满意，县上在皇甫村开了现场会大面积推广。
胜利大队党支部的几个支委在座谈会上都提到，“老刘把党的政策认得特别真”，有很强的组织观念和党性原则。他以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先后在皇甫公社、团结大队、罗家湾大队、胜利大队过组织生活，并坚持给党员讲党课，用党章和毛泽东思想教育党员。基层干部普遍反映“柳书记对思想工作抓得紧、挖得深、做得活”。柳青熟悉基层的干部群众，对于当地在执行政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保持清醒头脑，不走极端。在1964年的长安社教中，有人把社会主义新农村看成漆黑一团，柳青反对这种错误估计，他对公社干部说：“有错误要承认，有缺点要改正，但不能把农村看成一团糟，不应当把农村干部不问青红皂白一齐整”。柳青曾在胜利大队的干部会上说，落实好党的政策是最重要最有效的思想教育工作，落实一个政策，教育一大片。
胜利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家斌（《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原型）对我们的这次调查不但跑前跑后地做联络工作，还安排我们食宿。有一次在他家吃完洋芋面片，他讲述了他父亲（《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生活原型）和柳青之间的一件“碎事”：王家斌的父亲喂养了一头和他几乎形影不离的小骡驹，互助组转初级社时，王家斌带头把家里养的大牲畜都交到了社里，但这个小骡驹他父亲不愿交。柳青就到他家里反复做他父亲的思想工作，直到王家斌的父亲交出小骡驹为止。王家斌的父亲和柳青的关系本来很亲密，无话不谈，但发生了这件事之后，他很长一段时间不理会柳青，见面也不说话，直到去世前，才给王家斌说了一句话：“老刘是个好人！”
长安调查结束后，以西安作协、西北大学、西安交大联合调查组的名义，形成了一份《柳青在长安的十四年》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柳青遵循毛主席的‘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教导，主动到长安县安家落户，深入生活，这个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是应当肯定的”。《报告》还用群众提供的大量生动鲜活的具体事例，充分反映了柳青坚定不移的政治信念和政治本色，反映了他与广大群众血浓于水的亲密关系，反映了他积极主动参与农村伟大变革的历史性贡献，反映了他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十几年如一日矢志不移所坚守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道路。在当时“四人帮”鼓吹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甚嚣尘上的政治背景下，对柳青作出这样的结论和评价，既需要政治胆识，又需要明辨是非、坚持真理的求实精神。西北大学中文系主办的《文艺战线》杂志全文刊登了《报告》，西北大学中文系教师刘建军、蒙万夫写了专著《论柳青的艺术观》，蒙万夫老师等人还编了《柳青写作生涯》。
柳青曾几次和我谈过这样的一段话（大意）：青年学生仅靠在学校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要长期向社会学习，经受风雨，不受磨，不成佛。这些话包含了他个人的人生体验，也寄托了对年轻人的期望。
侯斌生于1929年2月6日，1949年8月参加革命。1950年在西北青年干部学校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毕业后分配到商南城关区任团工委书记，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至1955年任共青团商南县委员会副书记、组织部长、书记。1955年至19...
文·图/艾绳根艾绳根，1933年生于陕西省榆林市镇川堡。曾在镇川小学、中学和米脂县中学读书。1947年参加革命，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甘宁晋绥边区绥德分区警备2旅、西北独立1师、军委坦克3师、坦克学校任文化教员、参谋、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