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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诚长者耿飚
2020-1-17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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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遵义会议

1990年8月29日,纪念张闻天诞辰90周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上的发言,最令人难忘的是耿飚。他讲了一桩张闻天的历史功勋,是关于遵义会议前所未闻的大事。
耿飚说:这件事发生在红军过乌江之前。我当时是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强渡乌江的就是我指挥的这个团。当时部队还没有到达乌江江边,进军到贵州黄平。那时大约是阴历十一月中旬,正是南方橘子收获的季节。黄平的橘子结得又大又好,非常甜。那时张闻天身体不大好,坐着担架。王稼祥因腹部有伤,也坐担架。两副担架走在一起。在树上挂满橙黄色橘子的一个橘子园里,他们叫担架停下来,两个人头靠头躺着说话。
王稼祥问张闻天:我们这次转移的最后目标,中央究竟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忧心忡忡地回答道:咳,也没有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接着又说:毛泽东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出来。
对张闻天这两句话,王稼祥当天晚上首先打电话给彭德怀,然后又告诉了毛泽东。几个人一传,几位红军将领也都知道了,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这可以说是遵义会议最早的酝酿。
我怎么会知道这件事情呢?首先告诉我这个情况的是左权,接着刘伯承也告诉了我,他是总参谋长,当时在前线指挥。得知这个情况后,我就率部队拼命地打,很快就打过了乌江。过了乌江之后,中央就布置在遵义开会,又叫我们二师到遵义北面去抵挡敌军。当时二师师长是陈光,政委是刘亚楼。他们指派我们四团到靠近四川边上凉峰崖下边离重庆不远的渡口那里,去堵来自四川方面的敌人,掩护中央在遵义开会。
耿飚讲出的关系张闻天与遵义会议的十分重要的史实,对于我这个承担《张闻天传》写作任务的人来说太重要了。耿飚所讲的这一重要情节无疑要充分地写到传记中去。这样,我迫不及待地前去拜访他。
耿飚详细谈了强渡乌江对召开遵义会议的重要意义,说明红军部队过了乌江就把敌人甩掉了,这才有时间开遵义会议。他把张闻天、王稼祥橘林谈话的前因后果、具体情况又讲了一遍,特别指出:张闻天、王稼祥说毛泽东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实际上是明确说比周恩来有办法。他在座谈会上发言是故意不点出总理的名字。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一听也明白,这里的“我们”主要是指周总理,因为长征出发后到遵义会议前负责军事指挥的是最高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

对“毛主席临终嘱咐”的回忆

又一次拜访耿飚是为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关于粉碎“四人帮”的重要段落。
我们向耿飚请教的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有没有“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事先我们到中办秘书局查阅了华国锋对乔冠华到联合国发表演讲稿中引用“按既定方针办”所写的批语。
耿飚回忆那天晚上解决此事的经过,说:
国庆节过后,10月2日晚上,华国锋突然打电话要我去国务院会议厅东厢房会议室商量事情。我到了以后,他要我坐下来,说: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昨天见到这个送审稿时,在稿子上批了几句话。我说发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话,经我查对,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3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9月30日已去联合国,10月4日要发言,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没有删去那句话。我连忙说:不着急,删掉那句话完全来得及。因为时差的关系,北京比纽约早13小时(按夏令时计算),离发言还有两天时间呢。
我对华国锋说,这事不需要你直接出面说,只要让外交部韩念龙他们办就行了。华国锋说那好,当场就把韩念龙、刘振华找来,交代他们办理此事。韩、刘走后,华国锋还对我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细解释,讲了江青等人为什么要制造“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临终嘱咐”,来取代毛主席对华国锋的“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这天晚上谈完话临走时,华国锋对我说:“近日有事,要找你,你在家里等着。”
耿飚特别说明,华国锋为什么把他视为知己,因为华刚从地方到中央,认识的人很少。耿是湖南人,先前回湖南探亲时,华任湘潭县委书记,招待过他,两人很谈得来,故而华有事就找耿商量。

对接管广电总局的回忆

我们向耿飚请教的第二件要事是:实施粉碎“四人帮”过程中,耿飚参与接管广电总局的情况。耿飚说:1976年10月5日,华国锋派车把他接到东交民巷15号院住处,要他谈谈对最近事态的看法。耿飚说:10月4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的梁效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是人家在下战表了!这篇宣言书式的文章是“四人帮”要动手篡夺最高领导权的一颗信号弹。
华国锋点头同意,不慌不忙拿出毛主席写给他的那几张纸条来,给耿飚看,并解释这几张纸条的来由。接着,他跟耿飚讲那几个人跟政治局多数作对、江青无理取闹的情况,问耿飚:你认为他们还会有什么动作?耿飚说:据我推测,三五天内,他们会有行动。
华国锋问:有何根据?耿飚答:他们在上海搞了个功率很大的电台,增加了民兵,增发了武器、弹药,那是他们的根据地。在北京,我数了数,大概有十来个部门,甚至不止这个数目,要跟他们走。还有一种说法,他们计划10月8日在长沙开始搞游行,9日在上海搞游行,假借“人民群众”的名义提出由王洪文(或江青)为党的主席、张春桥为总理,接着向国外广播,同时北京也搞游行庆祝。北京有“两校”还有几个部带头游行,逼着那些他们尚未控制的部门跟着参加。到那时形势就严峻了。
华国锋问:你们中联部怎么样?耿飚说:中联部未沾边。部内有人想整我,但大多数干部和群众跟我是一致的。当然,少数人也可能会跟着他们跑。
华国锋笑了,接着郑重地对耿飚说:中央决定,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是叶帅提名的。耿飚站起来,答道:坚决完成任务!华国锋拉耿飚坐下,说:具体任务到时会向你交代。你在家里等我的电话,要我亲自打的电话才算数,秘书打的不算。
1976年10月6日晚上8点来钟,耿飚家中的红机子电话铃响了。华国锋亲自打电话给耿飚,要他坐自己的车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这时华国锋、叶剑英等已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
耿飚进入怀仁堂,华国锋立即向他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立即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叶帅郑重嘱咐:“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
华国锋问耿飚:“你要不要带支手枪?”耿飚说:“手枪不必带了,但需要有你的手令。”华国锋说“好”!当即提笔在一张白纸上给当时的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
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
耿飚接过手令,就和邱巍高一起前往广播大楼,接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去了。
耿飚的回忆和叙述,不仅把当时的历史场景再现在我们眼前,而且把事情的前因后果、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交代得清清楚楚,分析得非常透彻。回来后,我们就把谈话记录整理成稿,第二天就送请耿飚审阅。过了两天,耿飚就让李秘书送回来了。李秘书说:首长说谈话记录整理得好,没有意见。

侯斌生于1929年2月6日,1949年8月参加革命。1950年在西北青年干部学校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毕业后分配到商南城关区任团工委书记,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至1955年任共青团商南县委员会副书记、组织部长、书记。1955年至19...
文·图/艾绳根艾绳根,1933年生于陕西省榆林市镇川堡。曾在镇川小学、中学和米脂县中学读书。1947年参加革命,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甘宁晋绥边区绥德分区警备2旅、西北独立1师、军委坦克3师、坦克学校任文化教员、参谋、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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