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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60年，挥之不去的农业情结——记陕西省农业厅原厅长史志诚
2019-1-15 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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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的人生经历远比电影更精彩，史志诚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采访陕西省农业厅原厅长史志诚的地点约在西北大学生态毒理研究所，这是他从省农业厅领导岗位卸任之后，积极研究和普及防毒、解毒与食品安全知识的地方。从事60年农业工作，亲历改革开放40年农业取得翻天覆地变化的史志诚，对农业一直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
生态毒理研究所在西北大学老校区一座老式教学楼的一楼。落座后，他让我用笔在本子上写一个“饭”字，我不明其中有何玄机，写好了拿给他看，他说“饭”字如果少了“食”字旁剩下什么？将会发生什么？我望着他那双有着武侠小说中仙骨风气白眉下睿智的眼睛，瞬间明白了中国造字背后的深意。“民以食为天”是千百年来老百姓用生命与健康代价换来的警世之语。史志诚说，历朝历代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吃饱饭”这件民生大事，只有一日三餐有了保障，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稳定和强盛。1998年他任农业厅厅长时曾经创造了陕西粮食总产260.6亿斤的历史新高。
一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
史志诚出生在陕北榆林，自小家境贫寒，父亲靠写字为生。因为缺粮少食，他常常体弱多病。自打他记事起，家里就笼罩在一种“忧伤”的氛围中。后来他才知道，1938年秋至1939年冬，日军曾7次出动53架次飞机入侵轰炸榆林，父母最心爱的第一个孩子，他的大哥，在防空洞中为躲避日机轰炸，传染上白喉病，因为没有盘尼西林救治，离世了。陕北人都喜欢把粮食囤在窑洞中，1950年6月的一天，他家居住的土窑洞由于山体滑坡突然崩塌，家里存的粮食全部留在了压塌的窑洞里，他的母亲和弟妹五人有幸逃了出来。为了生存，母亲领着孩子们四处赊欠讨饭，直到父亲回来。吃不饱再加上痛失亲人的哀伤，让史志诚从小就比别的孩子懂事，更懂得粮食的珍贵与重要。
1998年，史志诚在大荔县农垦农场视察小麦生产
为解决家里最大的吃饭难题，父亲决定让还在上五年级的史志诚去上工业职业中学，跟人学制皮革，上午上课，下午劳动，每月可以领到12元伙食费。他省吃俭用，留6元给自己，给家人留6元，每月弟弟妹妹都翘首期盼着他回家去粮店购买食物带回去。学了一年皮革后，工业职业中学改为农业学校，他改学一年农学专业，1954年又改学一年畜牧专业，1955年至1957年又改学兽医专业。正是这六年扎实的学习，让他学到了真本事，改变了他的一生，使他与农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斤粮票4毛钱背后的故事
大跃进年代，中专毕业生分配到农业厅参加工作之前必须首先在农村劳动锻炼一年。1958年3月至11月，他被分配到榆林县巴拉素区补浪河公社补浪河第二生产队参加劳动锻炼，和贫下中农家庭同吃同住同劳动。地处毛乌素沙漠的农村，缺水少粮，小米产量极低，没什么主食，只能吃瓜菜，常常饿肚子。为防粮食丢失，风沙地区的农民常常把珍贵的粮食藏在地里，有时会被老鼠偷吃，有时一场风沙刮过来，自己都找不到当初藏粮的地方。同甘苦共患难的日子，使史志诚和住户产生了家人一样的感情，直到现在他还和那家的孩子以兄弟相称，不忘乡情，时有往来。
史志诚在西北大学生态毒理研究所“毒物与人类”网站工作室（2002）
1959年，史志诚被分配到省农林厅农林牧工作大队。每逢春耕时节，农林厅派一批干部到地县农村蹲点促生产，他们把这种工作模式称之为“满天星”的工作方法。每个人一辆自行车，一个县蹲一年，三顿饭必须到贫下中农家里吃。每次吃饭给人家一斤粮票，4毛钱。那些农户散落在山沟沟里，他们吃饭一天换一个地方。有时到农户家，人家忘了他今天是来吃饭的，他就给人家扫地、喂猪，用实际行动感动别人。
1962年困难时期，他在乡村经常看到有贫困农民饿着肚子拿着米口袋到公社办公室索要救济粮的情景，心里十分难过。当时，不仅农村达不到温饱水平，就是机关职工也由于少粮、少油、缺菜，干部中时有浮肿的情况，只能劳逸结合，上午工作，下午休息。1966年6月，他在留坝县闸口石公社下乡调查，大山深处的贫困农户仍然处于饥饱不匀的状态……
史志诚说，这些往事常常呈现在他的脑海，他参加工作那年只有17岁，正是男孩子长个子的年纪，可1958年饿了一年，再加上后来的三年困难时期，长期处于饥饿状态，他的个子再也没怎么长过。工作后史志诚先后在兴平、长武、彬县、府谷、城固、略阳、泾阳和靖边等八个县整年蹲点，亲历了农村工作和乡村生活，他深深感到农村的落后，农民的苦与穷，深感农业工作者责任重大。他经常提醒自己，作为农业厅的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一定要做好自己的工作，用科学的方法帮助农民增产粮食，发展生产，让他们吃上饱饭，过上富足的日子。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史志诚学的是畜牧兽医专业，给牲口看病是他的“绝活”，哪里死了猪，死了牛、羊啊什么的，他连夜就走，及时快速做出诊断，给出怎么处理的建议，最大限度地帮助乡村和农民减少损失。
正在史志诚业务拔尖，工作热情高度饱满之时，历史不可抵挡的洪流一下子吞噬了他。他的人生上演了和张艺谋《活着》一样的电影。“文革”时他看了三年大门，去农场劳动，到农村参加防疫。他珍藏的一些资料被毁掉，即使这样，在命运处在低谷的八年，他仍然坚持自己热爱的毒理学研究，从来没有放弃过学习，甚至他整理了没有被毁坏的资料，写了一本书《家畜常见中毒检验》，1982年出版后作为农业部畜牧兽医局举办的“全国兽医毒物检验师资培训班”教材。
改革开放的1978年，他考上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习动物毒物学，围绕着人的食品安全研究动物的饲料安全。他曾说草原上“风吹草低见牛羊”所描述的诗情画意，在学术研究者眼睛里并没有那么浪漫美好，因为茫茫草原上没有毒的草数量很少。每逢冬春缺草季节，放牧的牛羊吃光没毒的草，为了生存牛羊就会吃有毒的草，进而大批中毒死亡，这不仅给农牧民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而且影响了城市居民的肉食供给。他说研究家畜有毒植物中毒是畜牧兽医工作者的责任。所以在校和后来工作期间，他按照农业部的要求，先后组织专家调研西部草原和西藏阿里地区的毒草防控，编辑出版了《中国草地重要有毒植物》。
1998年2月，在泾阳县乡村向来陕视察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温家宝书记汇报全省旱情
有时觉得人吃苦并不都是坏事，因为苦难最终会成为滋养生命的养分，机会永远会给努力有准备的人。
学成归来后，史志诚历任省畜牧兽医总站副科长、省畜牧局副局长、省饲料工业办公室主任、省农业广播学校校长、省农业厅副厅长、厅长。
1985年到1995年任省农业厅副厅长的十年里，他按照省政府的要求积极招商引资，先后引进泰国正大饲料项目、瑞士布朗饲料项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粮食援助项目、世界银行农技中心建设的贷款项目、加拿大的奶牛项目，美国肉羊项目和荷兰父母代蛋鸡项目等，加快推进陕西农业现代化，助推乡村振兴。
1996年任省农业厅厅长后，他按照省委、省政府“米袋子”工程责任制的要求，将发展粮食生产作为农业厅工作的第一要务，接连三年组织陕北、陕南和渭北的农业科技人员大力推广地膜小麦、地膜玉米旱作增产技术，取得显著成效。1998年陕西粮食总产从1995年的182.6亿斤增至1998年的260.6亿斤，创历史新高，获得农业部丰收奖。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农业突飞猛进，粮食生产和畜牧业生产取得显著成就，人们吃饱吃好之后，最关心的就是食品安全问题。史志诚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提高粮食产量是为了让人民群众吃饱；发展畜牧业提供更多的肉、奶、蛋等动物性食品，是为了让人民群众吃好。从事毒理学研究是为了让农产品避免污染，让人民吃得安全。为了人民吃饱、吃好和吃得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是我们永远都要努力的目标和方向，更是我们农业部门的天职和梦想。”退休后，史志诚在西北大学生态毒理研究所有了一间可以让他继续探究毒物历史，潜心著书立说的办公室。
史志诚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巨大变化是从乡村开始的，而乡村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世界绝无仅有的，也是前无古人的，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8亿农民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完全改变了生产生活方式。
干了60年农业工作的他谈了四点农村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变化。
一是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广大农村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着生产力的解放，农业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发挥了更大的生产潜力。广大农业科技人员深入农村第一线指导农业生产，使农业生产水平迅速提高。以陕西省粮食生产为例，1949年仅为62.2亿斤，人均402.7斤。1962年困难时期为80亿斤，人均398.4斤。1977年为155.3亿斤，人均564.4斤。改革开放之后的第六年，即1984年为205亿斤，人均690.3斤。1998年为260.6亿斤，与1977年相比，20年粮食总产增加了100亿斤，人均达到744.4斤，创造了历史新高。
二是改革开放，国家免收“两税”。2001年，国家决定免收“农业税和农林特产税”并开始试点。据统计，2001至2004年，全国共减免农业税234亿元，免征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68亿元，核定农业税灾歉减免16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负担了85亿元，各级农业税征收机关共落实社会减免50亿元，落实种粮大户等其他减免9亿元。2005年全国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220亿元。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高票通过决定，自2006年１月１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部免征牧业税。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我国农民每年减负总额超过1000亿元，人均减负120元左右。广大农民无不兴高采烈，他们说：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免收了。这是一件历史性的大事，不仅从根本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而且表明我国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取得了重要突破。同时，也为我国加入WTO创造了必备的条件。
三是改革开放，进一步确立了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200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正式实施。至此，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内资企业、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个体工商户一样，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五大主体之一。从此农民可以与市民一样，在工商管理部门免费申请成立自己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并享受免税政策。根据统计，2017年陕西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5.5万家，认定家庭农场突破1万家，各级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5362个，各类农业社会化组织达到2.3万个。有效地推动了城乡统筹和农村现代农业的发展，为未来消除城乡差别、共同富裕创造了条件。
2016年，陕西省委和省政府将“党支部＋企业＋合作社＋贫困户”推荐为农村产业扶贫的基本模式，予以推广。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田园综合体，推进乡村振兴。这就意味着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将包括一产、二产和三产，种地是一产，加工是二产，搞乡村旅游是三产，走“无农不稳，无工不富”之路。同时，增加了农民在家门口打工的机会，防止农村的“空心化”。史志诚分别于1998年2月14日、2008年4月和2018年4月到礼泉县白村新型农村社区考察，现在它已经建成城乡发展一体化试点示范社区。促进了“农民向新型社区聚集，产业向现代园区聚集，土地向规模经营聚集”，初步实现了农村农民就地城镇化的目标。
四是改革开放，集体土地进一步得到法律的保护。我国《宪法》的第十条明确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集体土地的“确权颁证”工作逐步展开，当农民再一次获得“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证”将永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