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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35年前参加廖承志同志追悼会
2018-12-05 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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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6月,我父亲孙作宾以全国政协常委身份在京出席政协六届一次会议,刚好我当时也去北京公干,就陪父亲一起住在了京西宾馆。有一天,父亲接到6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为廖承志同志开追悼会的请柬,因为我对廖承志及他的父母廖仲恺、何香凝一直充满着敬仰之情,所以便和秘书王福祥商量后,决定由我陪同父亲去参加追悼会。
那天,我们提前到达人民大会堂,父亲因为有我陪同,就没有再带拐杖。然而在进人民大会堂东大门时,我却被拒之门外,因为工作人员只允许被邀者本人入场,示意我在会场外面等待。我耐心地向工作人员陈述老人需要陪同的必要性等,最后他们还是没让我进,只是让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照顾我父亲步入会场。我为不能参加廖承志的追悼会并陪同父亲而感到怅然若失。
当我正准备到天安门广场转转,以等待会议结束之时,恰好碰到一件举手之劳就可以帮一把的事情:3个人正吃力地抬着一辆坐着人的轮椅登台阶,我连忙搭手帮忙把这辆轮椅抬了上来。当坐在轮椅上的人向我致谢时,我才发现那人是身有残疾的邓朴方,大概当时的人民大会堂还没有方便残疾人的无障碍通道吧。
当我再次下台阶时,又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舒同,他同时也认出了我,他是才从山东省委书记的位子上退下来,受邀前来参加廖承志的追悼会。寒暄过后,舒同伯伯对我说:“晓东,我欠你的字,一定要给你的。”1975年,舒同住在北京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等待问题的解决,当时我给他理发时,提及陕西人都很喜欢他的字,他当时答应给我写一幅字。没想到已年近八旬的舒伯伯,至今还记得8年前的这件事,这让我很感动。在进入追悼会现场时,舒同也被工作人员阻拦在门外,原因是他的请柬没有带在身边,还在车里放着,于是陪同的人赶忙去取请柬。就在这个当口,门内的一位中年人认出了舒同,一边口称“书记”一边把舒同带了进去。
当我第三次往台阶下走时,只见那位陪舒同来的人手持请柬急步迎面奔来。我告诉他舒书记已经进去了,他不由分说便把写着舒同名字的请柬递给我,大概他把我当成工作人员了。于是我再一次来到追悼会现场门口,把舒同的请柬送到工作人员手中,工作人员对我做了个“请进”的手势,终于让我顺利地参加了廖承志同志的追悼会。
整个追悼会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我进入会场,站在最后面能看到我父亲身影的地方。这时,身旁的小门打开了,五六个人簇拥着邓小平同志走了进来,我与他老人家最近的距离不足两米,他的形象真真切切地进入我的眼底并留在我的记忆里,他致悼词的声音也长久地在我耳边回响。第二天,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一张关于追悼会的照片中,我发现,最后一排小门旁的大个子就是我。

侯斌生于1929年2月6日,1949年8月参加革命。1950年在西北青年干部学校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毕业后分配到商南城关区任团工委书记,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至1955年任共青团商南县委员会副书记、组织部长、书记。1955年至19...
文·图/艾绳根艾绳根,1933年生于陕西省榆林市镇川堡。曾在镇川小学、中学和米脂县中学读书。1947年参加革命,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甘宁晋绥边区绥德分区警备2旅、西北独立1师、军委坦克3师、坦克学校任文化教员、参谋、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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