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词让我从另一个角度理解电影

1941年，我出生在河南开封一个书香人家，我的祖母是中国传统的劳动妇女。在夏天乘凉的晚上，她经常给我讲《杨家将》《包青天》《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杨志卖刀》等中国传统故事。我的祖父是女子师范的国文教师，我4岁就开始跟着祖父学习背诵古文，《孔雀东南飞》《木兰辞》《岳阳楼记》等大量古代文学经典都是那个时候记下来的。70年过去了，这些古代经典我现在几乎还能倒背如流。受家庭教育的影响，我一生都对优秀传统文化深深地着迷。

从事电影拍摄工作后，我发现，中国古典诗词里就包含了很多电影元素。比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宛如一个镜头融入另一个镜头的“叠化”效果；“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恰似电影中“升”的镜头运用；几乎人人能口诵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简直就是一个微型电影分镜头剧本，短短四句诗，把构图影像、光调色调、情境气氛、人物感情乃至一种淡淡画外之音都勾画出来，极其形象、准确、传神。电影是个舶来品，来到中国才100多年，而中国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电影表现手法，我认为是一种“艺理相通”，这种“艺理相通”是联系文艺领域各个门类的共同纽带，值得好好学习借鉴。

战火洗礼让我更加懂得感恩和责任

1958年，我揣着一厚本祖父抄写装订的文摘，考入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学习无线电专业。1959年，我参军当上文艺兵，挎包里装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自我修养》，奔赴遥远的喜马拉雅风雪高原。我经历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战场上，文艺兵也要参与掩埋烈士、押送俘虏、站岗放哨。需要演出时，我们就在雪地、草原、哨所、阵地为藏族同胞和战士们表演节目。晚上，我们就在羊圈、牛圈、马厩、汽车轱辘底下，裹着军大衣，把帽耳朵放下来，躺在地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眉毛和帽檐上都覆盖着一层白霜。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们远远看到一股浓烟飘上天空。大家摸索着前进，走近才发现，浓烟是边防五团副团长乘坐的小吉普车燃烧产生的，车已经被烧得不成样子，不远处土丘上有很多弹壳，副团长他们被敌人伏击牺牲了。敌人把油箱中的油泼到车上，点燃了汽车。当时我们没有像现在影视剧里表现的那般嘶吼、嚎啕，但每个人都对敌人充满仇恨，保卫祖国边疆、为战友报仇的决心在每个人心里涌动、激荡。

再后来，我考取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解放军报社做记者、编辑。我常深入部队最基层，和战士们一起坐潜艇入深海，乘飞机上蓝天，进一步加深我对军队、对国防的理解。1976年，我成为八一电影制片厂一员。当时八一厂有很多名家名将，比如著名编剧徐怀中、史超、黄宗江、陆柱国等等，和他们接触，哪怕只是平常聊天，我都感到大有收获。

这些经历都是生活赋予我的积累，为我以后创作打下坚实基础。我感恩生活，感恩部队，感恩这个伟大时代，也更明白自己的责任。

三拍长征是我最大的骄傲

战争题材电影是电影一个重要类型，我一直钟爱于这个题材，先后拍摄《血战台儿庄》《七战七捷》《大决战》等。值得一提的是，我曾经三次拍摄长征电影，每次拍摄都力求做到：创新、突破、超越。

第一次拍长征，是30年前的电影《金沙水拍》。我试图通过讲述长征途中毛泽东及他身边人的故事，营造一种悲壮色彩。影片一开始就是毛泽东和贺子珍在长征路上生了个孩子，他们忍痛将孩子寄托在老乡家。同时，贺子珍的小弟贺敏仁也参加长征。贺子珍为掩护战友身负重伤。贺敏仁心疼姐姐，跑到寺庙拿几块铜板买酥油，想给姐姐补充营养。但是铁的纪律不允许这样，最后贺敏仁被执行枪决……我认为，重大历史题材电影，绝不是战史简单描述，而是在历史资料基础上的艺术加工。

第二次拍长征，是20年前的电影《长征》。我选择诗意化的表现风格，全景式地展现波澜壮阔、悲壮感人的岁月。音乐上，我采用“声画对立”手法，惨烈的场面出现的是凄美的《十送红军》歌曲，我还把这首歌最后一句词做了改动：“问一声亲人红军，此一去西征何时才回还？”绝大多数战士在长征途中倒下，永远回不来了。这种“声画对立”引起人们丰富的艺术联想，更加感人。战争年代，红军服装都是磨破肩头、肘、领子。拍摄时，我们对服装补丁、颜色及汗渍、污渍也都反复推敲、精心处理。我还要求全体演员减肥，要研读长征历史资料，这都是为了还原历史真实。当时，演员选择上，我希望塑造一个新的毛泽东艺术形象，经过反复思考，我请唐国强第一次饰演毛泽东。为演好这部戏，演员们都付出很多艰辛努力。

第三次拍长征是前些年的电影《我的长征》。这次，电影男主人公是位十几岁的红军小战士，他的父亲、姐姐、姐夫、战友、连长都在长征不同阶段倒下，他历经艰难困苦磨炼，最终成长为一名优秀战士。影片通过小战士视角，反映长征路上若干重大历史事件。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部红军战士成长史，更是长征精神的集中体现。

这三部长征作品的创作过程，实际上是我自己理解和发扬长征精神的过程。创作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者有机统一的艺术作品，是我的职责。去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我还有意四拍长征故事。我曾多次到井冈山、瑞金、兴国、于都等革命根据地采风，我希望多深入实地，能够获得更多灵感、更多故事，实现创新突破、超越前作。

“带着”母亲去拍电影

在拍电影《大决战》前，我父亲已经病重，我在临出发前给他磕了个头。父亲说，忠孝不能两全。母亲说，公家的事多小也是大事，家里的事再大也是小事。我听了父母的话很感动，洒泪出发。到达拍摄地，我连续收到家里发来三封电报：“父病重速归”“父病危速归”“父病故速归”。组织批给我三天假，让我回去送送父亲。父亲遗体火化，我把一点骨灰放在小盒子里随身携带，晚上放在枕边。我一直珍藏父亲生前给我写过的几幅字：“待人以诚，于己坦荡”“艺海奋游，事业成功”“百善孝为先”。

父亲去世，我更加珍惜母亲健在的日子。早年母亲行动方便的时候，我为了多陪伴母亲，每次拍戏都会自掏腰包“带着”母亲。老母亲来到拍摄地，就跟我睡一个屋子。母亲睡大床，我在房间支张小床睡。我在拍摄现场指挥，母亲就坐我旁边观看。我的分镜头剧本，母亲是第一读者，有时她会跟我说：“这个镜头，好像不应该用特写，用近景比较好吧？”每当看到母亲健康地陪在自己身边，就是什么话都不说，我也是心安的。

因为对父母的孝行，我被评为第一届中国演艺界“十大孝子”。我经常告诫儿女：孝道是中华民族尊奉的传统美德，不孝之人不可交。孝道已经深深融入我们一家人的血液。我的儿子翟小兴也当选第四届中国演艺界“十大孝子”。

拥抱生活才能拥有好故事

文艺工作者不能高高在上，只有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才能获得最真实、最动人的故事。我曾到赣南红色苏区采风，听说一位老奶奶的故事。这位老奶奶和丈夫结婚第二天，丈夫就随红军大部队长征了。后来，她的丈夫牺牲在长征路上，但老奶奶坚信丈夫一定会回来，一直等待丈夫回来，直到去世。我亲自参与这部专题片编写录制，并给这部片子起名《红土地上的望夫石》。老奶奶盼夫归的形象、凝固的眼神，就像红土地上伫立的石刻雕像。这个故事从生活中来，如果不是深入基层，可能连片名都想不出来。

我拍军事题材电影时，经常告诉演员，把时髦的名牌服装都脱掉，换上戏服，不管是扮演八路军还是红军，都要实地体验艰苦生活。真正接触环境，强烈反差本身可以让演员更加理解、更加靠近所扮演的人物。

很多人问我，对年轻导演、编剧、演员有怎样的期望？现在国家各方面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我期望年轻一代影视工作者，能真正坚守中华文化，热烈拥抱现实生活，同时汲取先进电影艺术理念，把国产电影、电视剧拍得更加精彩，不但服务于祖国和人民，而且能够更好地走出去，向世界艺术化地讲述我们中国的精彩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