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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不等于“理论联系实际”
2017-8-04 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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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浙江·董平

圣人与普通人并不具有本质差别,只不过圣人能够时时、事事、处处都体现出他无私的、与天道相同一的“本心”,而我们普通人却往往免不了自私自利、计较利害。
人们很容易把“知行合一”理解为“理论联系实际”,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在王阳明那里,“知行合一”讲的是“知”“行”是同一个工夫,知即是行,行即是知。

王阳明横空出世
中国古代的思想历史,如果以儒学的传承作为一条基本线索,那么宋代理学的出现的确是一个重大历史转折。先秦以孔子、孟子、荀子为典范的儒家,是以自由思想家的身份来表达其思想的,其核心要义是要为处于“礼崩乐坏”之无序状态的社会政治局面重建公共秩序,所以诉诸“礼”的秩序建构,试图通过政治制度的重建来实现社会政治、伦理以及公共生活秩序的全面建构,就成为先秦儒学的核心问题与思想取向。汉武帝时代,儒学成为国家政治的主导意识,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使儒学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此时,儒学才真正实现了与国家制度的“联姻”,同时儒学也就转变为“经学”。宋代理学的出现,使儒学的思想主题再次发生重大转变。“圣学”的观念开始普遍流行。在“圣学”的观念之下,儒学转成为“圣人之道”“圣人之学”,而“学以成为圣人”则成为理学的普遍主题。要成为圣人,自然可以采取不同的理论预设以及不同的实现道路与方法,这就有了理学的不同学派。如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就代表了宋代理学两种最为主要的道路与方法,尽管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明代的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1472-1529),就其“心学”思想的整体表达来说,仍然处在宋代以来理学发展的整体脉络之中,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他的学术目的与朱熹并无不同,仍然是要成为圣人,但他采取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呈现出了一种不同于朱熹的新颖风貌,也因此在当时即影响广大,风靡于整个思想界,从而改变了明代中叶以后中国思想发展的整体格局。

“心即理”确立生存意义
王阳明在12岁时就立志要做圣人。为了这一目的,在35岁之前,他一直持续不断地努力从事各种探索,试图找到一条通向圣人境界的康庄大道。王阳明精通儒家经典,会通佛教、道教,精研各种兵法,娴熟于骑射之术,擅长于诗词歌赋,甚至书法也为明代一绝。至于宋代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一派思想,则不仅熟知,而且付诸实践。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35岁,由于上书谴责用事宦官刘瑾,遭受酷刑,身陷囹圄,出狱后又被发配到贵州龙场(今贵州省修文县)。在龙场极端艰苦的生活环境与极为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王阳明的生命境况被逼到了极限。生存还是死亡,对当时的王阳明来说,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正是在这种无法形容的极端艰险之中,王阳明实现了自我生命境界的突破与超越,“龙场悟道”成为他的精神生命与思想生命全然更新的转折点。
“龙场悟道”作为王阳明生命转折点的意义,是他终究找到了人们如何可能成为圣人的根据,从而为他此后的全部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一根据与基础,他简短地概括为三个字:“心即理”。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确信一点: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宇宙、宇宙的全体现象、现象所呈现的一切生存毁亡,尽管千差万别,无限多样,但实质上仍是统一的,这统一的原点即是“道”。道既产生了万物,也普遍存在于万物之中。人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如果万物的存在是因有得于道才获得存在的,那么人也是如此。因此一方面,就终极意义来说,人与天下万物为一体,因为人与自然世界一切万物原是共享终极的生命本质的;另一方面,就人本身的特殊性来说,人的存在恰好就是道的存在的最为完整、纯粹而又集中的体现。也即是说,人的生命本质与道是相同一的。人的生命本质是通过什么东西来体现的?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心”,他也称之为“本心”。“本心”就是人的“本原之心”“本质之心”。我们的心灵本质原是等同于道的,所以说“心即理”,“理”就是“道”。
既然是“心即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原本就孕育着无限广大、无限光明的道,所以他说“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我们每一个人原本都是充分具备圣人的全部本质的,只要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我们与人物、事物交往的全部过程中,把我们内在的“本心”体现出来,我们事实上就在“行道”,就走在通往圣人境界的路途之中,因为圣人与普通人并不具有本质差别,只不过圣人能够时时、事事、处处都体现出他无私的、与天道相同一的“本心”,而我们普通人却往往免不了自私自利、计较利害。正是私心、私利、私欲的计较,才使得我们与圣人相去悬隔,甚至背道妄行,甚至堕落到极点而不能求之于人道之域。
“心即理”作为一种观念,在理论上建立起了人的现实存在与最高天道之间的本质同一性,为人的生存确立了本原性的生命根基,同时也为人生的意义确立了本原性根基。如若生命没有根基,谈何生命的意义?因此在王阳明那里,“心即理”即是生命存在的意义本原。“心即理”的现实表达与体现,即是生存意义与价值的现实展开。换句话说,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并不是先验赋予的,而是通过个体的现实生存过程来实现的。这显然并不只是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正因为如此,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即开始宣讲“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有别于理论联系实际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首倡的学说,是他“龙场悟道”之后第一期思想创新的精髓。“知行合一”的“知”,首先是在“知识”意义上讲的;所谓“行”,即是现实的行为实践活动。一般来说,人们很容易把“知行合一”理解为“理论联系实际”,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在王阳明那里,“知行合一”讲的是“知”“行”是同一个工夫,知即是行,行即是知。“心即理”是通过行为实践活动而体知的,是“知”,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把“心即理”体现出来,即是“行”。圣人是“做”成的,不是“想”成的。只有“知行合一”的实践活动,才有可能使我们成为圣人。由此而作普遍推导,王阳明认为,我们可能具备的关于现象世界的全部知识,必无一例外地来自于现实生活的实践。知识的过程,即是行为实践的过程,“知识”与“实践”在过程性上是全然相同一的,这是“知行合一”的初步内涵。
为说明这一意义上的“知行合一”,不妨举个例子。如“我要获得关于好的书法的知识”,事实上只有当“我”有了这样一种主观意识(意识总是自知的),然后“我”才可能去练习(行)书法,所以王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也即是行的主导意识。没有这一“主意”,“行”就不会落实。但“好的书法知识”只能通过书法的实践才可能真正获得。行动是“主意”的贯彻,是“知”的落实,是“真知”的获得过程,所以王阳明说“行是知的工夫”,“知”的真正获得必须通过切实的“行的工夫”来实现的。正因为“知”是“行”的“主意”,是引发行动的开端,所以“知是行之始”,但“知”的实现又必须经由行动本身来完成,所以“行是知之成”。的确不存在可以脱离行动而获得的“知识”,哪怕是读书做学问,也仍然是“行”。这样看来,“知”“行”确乎无法相互分离,它们不仅是相互统一的,而且事实上是统一于“行”的实践过程的。大家都晓得,王阳明非常善于作战,几乎战无不胜,人们或许认为那是他有军事天才,但实际上,他每到一个地方,第一桩做的事,就是亲自勘踏地形,实地了解山川地理、道路交通、敌我双方的军事设施及兵力部署等方面的情况。通过行动来获得战争地点的“真知”,通过“真知”来取得战争行动的胜利,“知行合一”即是王阳明战无不胜的秘诀。正因为“知”“行”原本统一,是同一个实践过程的两个面相,所以王阳明强调,凡是真实的知识,“真知”是必然能够通过实践来表达与体现的,必然是能够通过实践来还原其真实性的。凡不能通过实践来还原其真实性、有效性的所谓“知识”,即不是“真知”。所以他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他又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
“知”“行”的“主体”都是现实生活中活动的个体,所以“知行合一”之说,实际上强调了现实存在的个体作为生活实践主体的独立性与主体性。“知行合一”在王阳明那里原是为破除朱熹“知先行后”的观点而设,认为若“先知”而“后行”,终究会导致“终身不行,也遂终身不知”的弊病。他晚年又提出“致良知”说,进一步发展、丰富、完善了“知行合一”的思想内涵,使“知行合一”成为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之中直入圣人境界的根本实践原理。

“致良知”不是简单地做善事
“致良知”是王阳明哲学的究竟之说。“致良知”实际上也即是“知行合一”,只不过这里的“知”是指“良知”而言。什么是“良知”呢?按照王阳明的理解,“良知”就是“心即理”的“心”,是人人所具有的“本心”,这一“本心”与天道是同一的,因为它实质上即是天道在人身上的存在,所以也即是“性”,是人的真实本质。“致”的意思是“推致”,也即是“体现”“表达”“实践”之意。“致良知”也就是把自己本有的、与天道相一致的、标志为人自身存在的真实本质的“良知”,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实践之中体现出来。当然,这里会涉及一般意义上的关于“良知”自身存在的性质问题。王阳明认为,既然称之为“良”,就一定是“好的”,也即是“善的”,因为良知即是天道,天道即是至善,“良知”的善是由天道的至善来保证的。正因为如此,“致良知”就是要求我们把自身“良知”的本然的善,落实于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使我们能够享有一个善的世界。
为什么要“致良知”呢?这有个哲学上的道理。在王阳明那里,“良知”是被理解为人本身存在的真实状态,是人的生命本质真实。如果我们懂得“致良知”,能够在日常生活实践之中把自己的良知如实地体现出来,那么我们就享有一种与自己的生命本质相一致的现实生活,我们就是一个“有根基”的人,是体现了生命自身的完整性、独立性与自主性的人。如果不是这样,而总是以私心、私利、私欲的满足为目的,那么我们就会在外物的追逐之中丧失自我生命的本质,就会成为一个没有生命根基的东倒西歪的人,就会造成现实生活与生命本质之间的断裂,从而使生活走向生命目的的背反。所以,“致良知”是保持生命统一性与完整性的有效手段。只有生命有一个坚实的安立的基础,我们才能在天地间堂堂正正地做人。
与此同时,如果我们能够把自己的良知推致于事事物物、体现于各种各样的交往对象那里,那么我们在实践着自己良知的同时,就在实践着天道,在建构着自己的生活世界的同时,就在建构着自己生命的意义世界与价值世界。按王阳明的观点,“良知”总是“正”的,总是公平正义的,我们为人处世之所以发生偏差,根源上说就是不懂得“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而是掺杂了太多的私心私意。私心私意,即是偏,即是不中不正,即是不义。因此在与具体人物、事物相交往的过程中,去掉“我”的私心私意,还原事物的本来面貌,使事事物物皆得其正,实现公平正义,就是“致良知”,就是“致知格物”。
王阳明讲“无善无恶心之体”,实际上正是特别强调了中正公义即是最高善。我们不论与人、与物相交往,如能把自己“心之体”的本然良知实现出来,处事大中至正,公义廉明,不掺杂任何私意私心而还原事物原有的本来面貌,就是“致良知”,就是对于最高善的实践。
侯斌生于1929年2月6日,1949年8月参加革命。1950年在西北青年干部学校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毕业后分配到商南城关区任团工委书记,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至1955年任共青团商南县委员会副书记、组织部长、书记。1955年至19...
文·图/艾绳根艾绳根,1933年生于陕西省榆林市镇川堡。曾在镇川小学、中学和米脂县中学读书。1947年参加革命,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甘宁晋绥边区绥德分区警备2旅、西北独立1师、军委坦克3师、坦克学校任文化教员、参谋、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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