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韩巍

母亲姓蒋，生于1914年，故于1998年，湖南省临澧县修梅乡凉水井村人，和抗战时期任陕甘宁边区主席的林伯渠先生是同乡。今年是她诞辰一百周年。记述此文章，以兹纪念。提到林伯渠先生，是因为他影响了我母亲的一生。

1938年，林伯渠先生的大女儿林利，准备从家乡赴延安投奔父亲。时年林利18岁，远赴延安，路途多有不便，于是邀我母亲同行。我母亲时年24岁，在一所小学任教师，早有意去延安。有此良机，欣然成行。她们二人途经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当时林伯渠先生就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任主任。她们在八办住了两个月，之后去了延安。最近，我陪我大哥参观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时候，见到一间注明是女客房的房间，说明上讲，曾经接待过许多投奔延安的女士，像龚澎等人。说不定我母亲和林利当年就寄宿于这个房间吧。

林利到达延安不久，就于当年赴苏联莫斯科学习。我母亲先被分配在陕北公学学习。后又转到八路军药学院（现今沈阳“中国药学院”的前身），学习药学。母亲对我说过，刚到延安，在丁玲的住处见到了丁玲。丁玲见到家乡来的表侄女，很高兴，招待母亲吃了一顿饭。母亲说，那顿饭吃得可香呢，记得吃的是猪油炒辣子。

母亲在药学院结业后，被分配在八路军总部卫生部制药厂工作。此药厂后来就是地处西安西郊的西安制药厂（现今西安利君沙集团的前身）。在那里认识了我的父亲，结婚生子，陆续有了我们兄妹六人。我父亲是陕西泾阳人，也是在1938年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介绍赴延安参加革命的。父亲最初是在药厂从事技术工作，后来任负责人。母亲勤劳辛苦一生，退休之前在西安化学试剂厂工作。

母亲慈祥的音容笑貌总是萦绕在我的心头。从战争年代到解放初期，母亲把我们兄妹六人带大真不容易。我们六兄妹中，三人生于战争时期的延安，三人生于刚解放的西安。虽说延安时代那样艰苦，但是在那里干革命的人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充满了信心，从父母给子女起的名字当中就可见一斑。大姐生于1942年，起名黎黎。大哥生于1944年，起名明明。在那个抗日战争最激烈最艰苦的年代，父母亲已经看到了国家命运的黎明。二哥名叫山沟，生于胡宗南进攻延安之前。母亲说，那时候，延安的老乡都把胡宗南叫胡儿子。二哥其实是双胞胎，同生的是个妹妹。那时药厂正从延安转移至山西。二哥兄妹俩就出生在转移的山村中。母亲说，孩子出生后，行军的路上，一匹骡子驮两个筐子，一边放着男孩，一边放着女孩。父亲是药厂的负责人，在队伍的前后奔忙，无暇顾及刚出生的一双儿女。母亲拖着大哥大姐和两个新生儿随家属队行军，十分劳累。一天傍晚，经过整整一天急行军，好不容易到达宿营地，晚上睡得很沉，半夜要喂奶打开棉被一看，女孩已经被捂死了。为辟老乡的忌讳，指导员钉个木箱从墙头递出去掩埋了。母亲说，你父亲忙，事过很久才把孩子被捂死的事告诉他。他沉着脸没说什么。我想，父亲是有痛苦而没有表达吧。二哥因为是行三，所以一直就叫“小三”。直到解放后他要上小学报名时，父亲才想起应该有个正式名字。父亲考虑良久，说就叫“山沟”吧，既暗合他行三的情况，又有纪念他出生在战争年代的意义。二哥的名字直到退休也没改过。他还为此颇感到自豪呢！说搜遍“百度”也没见和他重名的人。

1949年西安解放，药厂从山西搬到西安，年底母亲生了我二姐。那是在抗美援朝之前，全国上下都在喊“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二姐就叫做“台湾”。这个名字我没在“百度”上搜过，估计也不会有重名吧！到了1951年，母亲又生了我和弟弟一对双胞胎，两个男孩，按顺序被叫做“小五，小六”，又顺口又简单。现在，黎，明，山沟，台湾，小五，小六，齐了。那时，西安制药厂还是部队编制，战友间经常互编打油诗打趣，我家就被人编了首打油诗；“毛主席挥手指东南，黎黎明明总动员，小三小五和小六，齐心协力打台湾，打到台湾捉老蒋，一点不含糊。”最后两字与父亲名字谐音，那时药厂的叔叔阿姨们一见我家人就齐喊打油诗，甚是热闹。

我总觉得，我母亲身上以及我家，有那么点奇。看了上文，你知道母亲一辈子生了两对双胞胎。其中一对还是一男一女龙凤胎。更奇的是，我二姐也生了一对双胞胎，两个男孩。这样，我家两辈人，生了三对双胞胎。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母亲工作的西安化学试剂厂为活跃职工生活，打算买一套电影放映机。可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靠厂里向上级报计划排队，不知要排到猴年马月去呢。母亲知道了这件事，找到厂领导，说她能帮忙买到电影机，她有朋友在管电影机销售的轻工业部，她去北京买电影机料无问题。厂领导一听，大喜过望，当即同意让母亲去北京购买。并且答应，只要能把放眏机买回来，在北京住多长时间都可以，而且算出差。其实算不算出差，她并不在乎，要紧的是，我在北京工作的大哥家刚刚生了个姑娘，正需要人去照顾呢。于是，母亲冠冕堂皇地去北京出差买电影机。住在大哥家，由大哥去轻工业部，找到母亲的朋友，办妥了买电影机的事。更巧的是，从办好手续到拿到手，必须要等待半年时间。如此这般，母亲坦然地带着孩子，等着机器。半年之后，母亲带着电影机回到西安，交了差，此时大哥的孩子也快半岁了。

母亲一辈子吃苦耐劳，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我想，这一定和她年轻时在延安所受到的教育有关吧。母亲常常自夸自说：“我是个老八路呢。”母亲去世后，遵照她的遗愿，我们把她的一半骨灰撒在父亲家乡村边的泾河里，因为父亲的骨灰就撒在泾河里。另一半骨灰撒在她家乡的河流澧水里。每到清明节，我们都会到泾河边去祭奠他们。今年是母亲百年诞辰，我们已约好，届时去湖南祭奠母亲。